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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雄飞

著名出版人,《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的图书策划人

 
 
 

日志

 
 

大地之子于建嵘——读《底层立场》  

2010-12-25 10:08: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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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  勋                                                                                   

    《底层立场》是近两年最让我感动的书籍之一,我们的语境中历来有太多“立场”,唯独鲜有底层立场。在苦行文化极为稀薄的土地上,知识人缺乏跋涉于逆境的勇气,更缺乏将身心置身于底层去感受他们并为其言说的勇气。

    当闲云野鹤般的文人过着“北山白云里,隐者自怡悦”的生活时,当商业文人不断向金钱投怀送抱时,于建嵘先生拒绝了沉默与灯红酒绿,选择了直面长期苦痛的挣扎。他像大地之子,十年如一日地行走在底层,发出了“农民工是谁家的孩子?”的质问,喊出了“土地应真正成为农民的财产”的心声,寻觅到了“信访制度改革需要新思维”的出路。这些摄人心魄的文字,足以让天马行空的书斋学者孔庆东之流汗颜,让空洞乏味的学术打假者方舟子之流惭愧。

     底层,在中国是一个宏大的概念。底层,又和土地、农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黄仁宇在《大历史不会萎缩》一书中指出,自明清资本主义萌芽以来,在“财富缺乏法制上的保障”的背景下,经济无力多元化,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一直维持到了21世纪,80%的人口依旧是以此为生。如果以北纬 31度为轨迹从上海到西藏画一条线截取画面,我们会看到这块土地上包罗了从秦朝到工业革命,从“改革开放”到新兴人类时代的所有图景。在这样一个良莠不齐的庞大农业帝国中,作为农民的底层构成了“中国”二字最重的分量。

    于建嵘先生是一个有艺术气质的知识分子,却斩断了与传统知识分子的一切血缘关系,他有着一颗怜惜国家命运、关注社会低层的爱心。他独特的人生经历与独特的作品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写所言都指向一个终极命题——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正如他在《民心工程也不能违法占地》一文中所说:“保障每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原则。只要是合法权益,就不能以任何名义剥夺,只能是公平自愿的交换。”

    在阅读这些温暖的文字时,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建嵘乐此不疲的信念和身体力行的举动,这些信念又是从何而来。“哀民生之多艰”,是中国知识人一道源远流长的诉说,但在实践过程中更多人往往屈卑地站立在权威的图腾之下,将昔日的激情抛到九霄云外,本是从底层成长起来的知识人就此沦为看客与清闲文人。在物质主义者们狂欢之时,偏偏有一抹耀眼的精神阳光照在了古老的大地上。他们无法割舍与故土的情感,就像甘地用信仰和不倦的精神之光照亮了印度河和恒河,契诃夫坚持到“不可容忍的痛苦之地”去研究苦役犯一样,他们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一条英雄路。在这里,我发现了人类的精神关联,它跨越了时代,贯穿了中西。

    我也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因此对于建嵘先生的文字有着更为特殊的情感。虽然小时候所经历的生活远远没有于建嵘先生惨烈,但我们对底层的体验,对底层的情感,可以说是感同身受的。求学时从成都坐火车到华东,在车厢里一呆就是二三十个小时。由于学生窗口是特殊渠道,所以并不担心买不到座票。火车浓缩了整个中国社会,就像《羊脂球》中的马车一样。车厢里充斥着平凡、伟大和快乐,它像一条东方的铁龙载着归家与外出的人,它以自己特有的形式诉说着关于灵魂的故事。

    每次在火车上都会遇到去外地打工的人,在闲谈中他们憨厚的笑容让我倍感亲切。有的人孩子马上要高考了,正急着凑齐学费;有的人为了让弟弟、妹妹能够继续上学,承担起了家庭的重担;有的人想到外面闯一闯,见识一下繁华的大都市。我和他们都是来自相同地方的人,我们身上都有着同样的气味。一下火车,人几乎累得快散架了,而那些没有坐票的农民工兄弟还要屈身在嘈杂的过道里八九个小时。

    车厢里农民工抱着麻布口袋蜷缩在角落的画面深深地印在了我脑海里,这只是不公平现象的缩影,尽管我总是借机起身让旁边的农民工兄弟能多坐几分钟,但面对这个庞大的族群,我们还是感到措手无策,只能望洋兴叹。在于建嵘先生那里,一种惊心动魄的对话模式开启了一道通往公平的门,农民与政府间的对话,知识人与政府间的对话,知识人与农民间的对话,也许就是在这样不断的对话和交流中,在良知与利益的交锋和摩擦中,底层的权利就慢慢归位了。

    学者张耀杰先生说:“于建嵘的学术研究,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社会最为敏感的前沿地带游刃有余,还得益于他与底层立场相关联的底层心态、底层智慧及底层边界。”正是有着深刻的底层生命体验,于建嵘先生怀着悲悯情怀望着那些“漂移”在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农民工兄弟时,发出了大音希声的呐喊。这样的呐喊或许不像当年的鲁迅那些犀利那样让人耳目一新,也不像遇罗克等人那般悲怆那般让人热血沸腾,它却以更为绵延的方式游荡在这块苦难之地上,并为解决底层问题提供着越来越多的良方。

    于建嵘先生不仅看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更觉察到了潜伏在问题后面更深层次的危机,他在《大邱庄与中国农村的发展道路》一文中,清醒地看到了大邱庄这种“强求一种或几种模式的做法肯定是行不通的。”只有在“尊重农民意愿”,“让农民真正成为农村社会发展的主题”,并建立“以农民为主体、体现农民意志和利益的农民组织”,新农村的建设才是稳固和可持续的。

    从《底层政治》到《底层立场》,于建嵘先生始终没有放弃责任心与思想追求,如何充分保护和认定个体的正当权利,如何从制度上安排底层权利的实现,都是他探讨的核心问题。我历来认为所谓的“底层”,不应该处在最底层,他们种出的粮食养活了十多亿人,一手砌起来的高楼装扮着城市焦躁的繁华。在《底层立场》中,我们看到的正是这样一种力量,它能够将底层慢慢推出尴尬境地,在“打土豪,分田地”之后几十年,梦想依旧在延续。

    于建嵘用谦卑的姿态诠释着“大地之子”的涵义,贺雄飞先生在后记中说:“也许他的内心里有些孤独和悲凉的况味,但行走于古老的中国,不这样,又该如何呢?”是啊,路,不是这样走出来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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