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贺雄飞

著名出版人,《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的图书策划人

 
 
 

日志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预测中国经济  

2009-06-08 13:14: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1997年9月24日,星期三,杰克·特里诺乘坐红眼航班到达波士顿。他来自加州,在那里经营小规模的货币管理生意。波士顿阳光明媚,但气温只有五十多华氏度,阵阵西北风使人更感觉阴冷。特里诺当天早上的目的地是国际金融工程师协会的年会会场,会议在花园广场饭店举行,与波士顿公园仅一街之隔。他远道赶来,是为了在午餐会上发表一个演讲,主题是有关他的老朋友费希尔·布莱克的。布莱克已于两年前去世,享年57岁,他当时刚刚接受了协会的最高荣誉:被评为年度最佳金融工程师。

特里诺并不知道,在周一这次会议的开幕晚宴上担任特邀发言人的,乃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萨缪尔森任职于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就在波士顿郊外的剑桥河畔。在发言中,萨缪尔森展望了当年10月即将公布的诺贝尔可能的归属,提出了他心目中的“理论金融学的名人堂”。他说,早就应该认识到费希尔·布莱克、米隆·肖尔斯,特别是他自己的学生罗伯特·默顿的工作成果的意义了。他计划用这样的话来总结:如果要为现代金融工程理论的创立找到的一个标志点的话,我一定会投票说,那就是默顿为连续扩散巴切列尔概率偏微分方程构造出边界值解的时候①(①保罗·萨缪尔森,《在创造中》,未发表(1997年9月22日))。这个解的证明出自默顿在1973年发表的论文——《随机期权定价理论》。同年,布莱克和肖尔斯发表了《期权和公司债务定价方法》。这两篇论文都包含了期权定价公式,而今天所有金融业的从业者都把它称为“布莱克-肖尔斯”模型。

然而,萨缪尔森的演讲刚进行到一半,听众席中就有人打断了他。当时他正通过翻页图依次介绍现代金融学历史上的重要人物,路易斯·巴切列尔是第一位,这位法国数学家起初并不出名,却为默顿后来的研究开创了思路。萨缪尔森还谈到了其他杰出学者的不同研究途径,演讲进行得很顺利。他一直讲到1964年,并在图上写下“约翰·林特纳和威廉·夏普:独立的发现者”这样的标题。他所谓的发现其实是指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由于这个模型,夏普获得了1990年的诺贝尔奖。萨缪尔森要讲的下一组人物将是布莱克、肖尔斯和默顿,但此时听众席中发出了一个声音,“特里诺呢?你忘记特里诺了!”

说话的人是弗兰克·莫迪里亚尼,和萨缪尔森一样在MIT工作并且也获得过诺贝尔奖。在打断主讲人的演讲时,他竟然是从萨缪尔森原来的椅子上摇摇晃晃地站起来的。因为在这位老兄进入会场时,萨缪尔森的演讲已经开始,他能够找到的唯一一张空椅子便是主讲人刚刚坐过的。莫迪利亚尼的听力不好,同时也忘了带助听器,因此他有可能误解了萨缪尔森的发言。然而,萨缪尔森写在挂图上的字可是没有错的,况且莫迪利亚尼有充足的理由对那段时期保持敏感。他知道,特里诺独立提出过自己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而且是在夏普和林特纳之前,因为特里诺曾经拿这个成果给他看过。那时,莫迪利亚尼并没有意识到这个思想的重要性,当时他以为,那样的成果太简单了。如今回想起来,特里诺是对的,莫迪利亚尼对自己当时没有积极鼓励特里诺一直深感内疚。

突然间,本是晚餐后的轻松节目变得有趣起来。两位诺贝尔奖得主,都远远超过了退休的年纪,却表现的像小伙子一样。讲台上,萨缪尔森一如既往地衣冠楚楚,鲜亮的蓝色夹克里打着蝴蝶领结。而在台下,莫迪利亚尼则穿着他钟爱的象牙色丝织外套(让他的弟弟从意大利批发过来面料,找裁缝专门定制的),显得乱糟糟的。这两个人都在MIT工作了将近40年,既是朋友又是同事,大家对各自的脾性都了如指掌。莫迪利亚尼的独特之处是,他经常在研讨会上“喧宾夺主”。因此,访问学者们总会得到这样的忠告:“千万别给弗兰克说话的机会,否则你就永远别想再发言”。所以,萨缪尔森寸步不让,拒绝自己的朋友往“金融学名人堂”的名单上再添加别的名字。

当然,不管怎么说,特里诺都很难配得上列入理论金融学的荣誉殿堂,因为他是个实践家,而不是理论家。萨缪尔森就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时曾发表过一个著名的演说,确立了他的原则——“从长期来看,经济学的研究者们值得奋斗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赢得同行的喝彩”。这样的原则自然把特里诺排除在竞争者的队列之外了。无疑,萨缪尔森应该听到过这样的小道消息,约翰·林特纳是从特里诺那里得到CAPM的想法的,而特里诺以前在哈佛商学院做过林特纳的学生。但这些仅仅是传言而已,并没有确凿的证据。重要的是,两位纯粹的学者,夏普和林特纳,在互不知情的情况下各自独立完成了对CAPM的研究。唯一的命运捉弄是,只有夏普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而在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认识到金融学领域值得重视之前,林特纳已不幸去世了(诺贝尔奖从未颁发给往者)。

所以,萨缪尔森既拿着粉笔不肯撒手,也占领讲台毫不退让,直到莫迪利亚尼坐下来让他完成演讲为止。但晚会已经被打断,没人会记住他对默顿的赞扬。好在这只是个小小的插曲,几个星期后,萨缪尔森的观点将得到最重要的认同。10月14日,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将发布新闻,宣告1997年的获奖者:“罗伯特·默顿和米隆·肖尔斯,与费希尔·布莱克合作,发展出了开创性的股票期权定价公式。他们的方法为很多领域的经济定量分析铺平了道路,还催生了多种新型金融工具,给社会带来了更有效的风险管理。”①(①《华尔街的智慧天才》,[美]佩里·梅林著,黄志强译,中信出版社2007年8月版,第1页-3页。)

这件事非常有趣,为我们见证了一段经济学发展的插曲。下面该看看在世的犹太裔诺奖得主是如何预测当代中国经济的:

1.关于国企改革问题和金融问题

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马克维茨认为:“就常识而言,发展私营经济是一个很大的思想进步。我想重要的是允许它的存在不给它出太多的难题。在印度,据说如果你想办私人企业,你要贿赂很多的人士才能办得到。这当然只是道听途说,我不曾去过那里。私营者要做的事恐怕就是:遵纪守法、不污染环境……国营企业是可以自食其力,而私人企业则更具效率。”1970年诺奖获得主保罗·萨缪尔森认为:“如果短期的经济增长强劲但却伴随着严重的财政赤字,而后者又来源于超量发行货币的行为的话,那么我认为追求这种增长是很危险的……日本掀起了房地产热,产生了大量‘泡沫’,它还掀起了股票热……而当华尔街的经济被收紧(加强控制)时,日本国内的经济便陷入困境。”

1976年诺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高通货膨胀是因为政府印制货币太多。就是这么回事。那就是唯一的原因,哪里都如此……从长远的观点看,通货膨胀具有破坏性。它浪费人们的资源和努力,使得物价上涨,生产率降低。它就像‘酒瘾’一样,很容易使人们上瘾,特别是使政府上瘾,但摆脱它却非常困难。”

1985年诺奖得主莫迪里亚尼说:“我总是告诫政府的有关部门,慎用通胀手段。因为其本意可能是通过高通胀推动高增长,但实际上却减少了储蓄,从而减少了增长。特别地,如果因此而使人们不再相信政府,那将是真正的危险。”

1990年诺奖得主莫顿·米勒认为:“股票市场是可以为企业提供刺激的。但,我们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有严重问题。因为它们不单只是工厂,简直就是城市,它们有学校、消防队和其他很多单位……你们首先应该把企业与其他事业脱离,然后可以将工厂股份化,但必须想办法安置那些从关闭的老企业里转移出来的工人……必须谨慎行事使这种过渡缓和一些。不要试图立刻解决一切问题,那是不可能的。”

2.关于人口问题

1992年诺奖得主加里·贝克尔认为:“我们对大多数国家观察的结果是:作为经济发展的一条经验,提高家庭教育水平,特别是提高妇女的教育水平,人口的出生率就会下降……富人倾向于少生孩子,特别是受教育程度高的家庭生孩子就越少。因此,我认为教育是一国控制人口最有效的避孕药和最好的解决方式……政府方面应发挥什么作用呢?在促进和资助教育方面应发挥作用,特别是在中、小学方面。尤其是对那些贫穷的人,他们自己交不起学费,那么,政府就应该在这方面发挥主要作用……大多数国家完全或主要由私营企业为雇员提供岗位培训这是现代人力资源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家庭是人力资源的重要来源,给孩子教育、价值观、训练、知识和培养孩子的习惯。” (①以上谈话选自《专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一书,高小勇、汪丁丁编,朝华出版社2005年7月版。这些谈话均出自1994年由《经济学消息报》发起的一次跨洋采访12位诺奖经济学得主的活动,该书曾结集为《诺贝尔》一书,由中国计划出版社于1998年2月出版,此为修订版。参与那次署名提问设计的中国经济学家有吴敬琏、林毅夫、张五常、刘世锦、茅于轼等,被访问的12位诺奖得主分别是:米尔顿·弗里德曼、保罗·萨缪尔森、加里·贝克尔、罗纳德·科斯、詹姆斯·布坎南、肯尼斯·阿罗、弗兰克·莫迪里亚尼、劳伦斯·克莱因、赫伯特·西蒙、罗伯特·福格尔、哈里·马克维茨、罗伯特·索洛和莫顿·米勒,除了科斯和布坎南以外,其余均为犹太人。)

2005年,加里·贝克尔做客北京大学,发表了题目为“知识、人力资本、人口和经济增长”的演讲,其核心观点是,人力资源将在未来的经济增长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贝克尔说:“在21世纪,人力资本将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进步起决定性作用,对知识的投资也将获得回报。”《环球时报》记者宋念申采访了贝克尔,并发表了题目为《爱学习的国家进步快》的专访文章。

所谓的“人力资本”,在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公认的、绝对清晰的定义。但贝克尔认为,人力资本包含的主要方面,是人的知识、技能、生产能力、价值观、态度等。他用大量的统计数据证明,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学校教育、职业培训及成人教育等,都已经获得了越来越高的回报率。在现代经济中,技术和人才已成为经济发展最为关键的要素。以美国为例,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不同教育水平的人,在工资增长方面似乎变化不大,甚至高学历者的工资增长,还一度出现下降的趋势。1979年,一个美国经济学家写了本名为《教育过度的美国人》的书,书中认为,高学历者工资水平相对下降,是因为受了过高的教育所致。“但是”,贝克尔说,“这本书问世的第二年,情况就出现了变化。”高学历者的工资快速增长,到20世纪末,不同教育水平的人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如今,人力资源的投资在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中,已占有很高的比例。

在北京大学,面对众多学子发表这样的演讲,有其独特的意义。今天,毕业生就业难已成为困扰中国大学生们的普遍问题。不少学生在提问时,都提出了就业市场上高学历者难找工作的现象。贝克尔认为,应当用长远的眼光看待这个问题,在未来5年、10年甚至更长时间里,投资知识的优势终究会显现出来。

有人将贝克尔的经济学理论称为“经济帝国主义”,即他倾向于认为,用经济学方法(比如每个人都追求效益最大化、市场平衡等)分析其他社会现象,比如家庭经济、犯罪问题等。在演讲后的专访中,记者把话题引向社会价值观、社会道德的变迁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上。

贝克尔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他说,经济增长与社会道德、价值观变化的关系是双向的,经济增长会改变社会价值观,社会价值观也会改变经济增长。中国人具有很多传统美德,比如勤劳、诚实、注重家庭等,这些都是发展现代经济的优势所在。而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一些负面因素必然随之而来,比如犯罪问题、传统价值观的丧失等。他认为,有一些现象是必然要产生的,诸如离婚率上升、人口出生率下降、社会保障出现问题等,而且,随着中国经济的继续发展,这些问题也会更多地出现。“问题是否可以解决?是的,我相信可以,但中国需要为此做好准备,中国不会绝缘于这类问题,”贝克尔说,“它们曾经发生在先富裕起来的香港和台湾,也会发生在大陆……人们必须对此加以注意。”

贝克尔还回答了有关中国经济模式以及中美贸易摩擦等方面的问题。他认为,出口导向型经济对中国是有益的。“中国积极融入全球经济,不但向海外市场大量出口产品,同时进口产品很多。对中国来说,开放其经济的措施是非常明智的。”他指出,“相对而言,中国还是一个贫穷的国家。美国花了数十年时间,才将其经济结构由以制造业为主转向以服务业为主,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并不相同。未来几十年内,中国经济如果继续发展,就必然会像美国、欧洲或日本那样,制造业的比重逐渐降低,服务业的比重不断提高。而在中美贸易问题上,我认为,美国不应该对中美贸易增加限制,例如对纺织品设限。对美国来说,采取自由贸易的立场,对其经济发展更加有利。对中国来说,道理也一样。”

贝克尔也谈到中国发展面临的两个问题:第一,贫穷国家相对更容易发展,因为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技术,具有后发效应,但当穷国逐步富裕起来后,就不可能永远借鉴,而需要发明自己的技术;第二,中国经济也存在着弱点,如资本市场、银行系统及国有企业等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解决这些问题也对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有利。” (①引自《环球时报》2005年6月15日,第15版。)

1993年诺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认为,“我坚信,除非有政治原因阻碍,必须建议中国政府继续促进经济增长。我告诉我的学生,在30年内,中国市场将比欧共体更大。不是因为人均收入有那么高,而是因为人口众多。我想这是有道理的。要实现那种高水平的人均收入,我看除了政治上的障碍外,没别的障碍。”

3.关于法律和其他问题

1992年诺奖得主加里·贝克尔认为:“没有适当的体制,就不可能搞市场经济,因此,中国要做的事情似乎在于建立相应的体制。如果体制建立了,就不用为私有化操心了。如果我知道你能提供什么,你也知道我的需要是什么,双方对此都很清楚,我们就不需要什么都由政府来操作。但是政府有必要告知各方的权利和义务……要有些较先进的方法,但要慢慢来,不能快,走快了并不是好事。我记得中国古代有句名言,‘当大象过桥时,你停下来让其先过去是明智的’,这是中国几千年前的名言。谨慎为好,不宜操之过急。你们与米勒先生谈过了是吗?我不知道他讲了些什么,但我记得有次他曾对我说,中国需要的不是更多的经济学,而是更多的法律。我同意这个观点。”

1980年诺奖得主劳伦斯·克莱因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国应小心对待四个问题。克莱因指的四个问题分别是:收入分配问题、通胀问题、人口问题,以及能源、交通和通信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中国的潜在危机,决不可掉以轻心。

1993年诺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说:“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关于资本主义必须崩溃的理论。它并非关于如何建设经济的理论。它建立在这样一个年代,在这个年代中人们根本没有意识到会有经济高速增长……我的一个也曾获诺奖的朋友同样非常强调体制的关键性作用,也就是说某一些体制比另一些体制更能促进经济增长……我认为从政府角度来看,关键在于怎样建立起那种体制、那种市场形式、那种法律制度,以最有效地促进资本形成,促进高储蓄,促进快速地技术革新,鼓励最有才华的人精神饱满地工作。”

1985年诺奖得主弗兰克·莫迪里亚尼认为:“企业经营的目的不是利润最大化,因为利润是一种不确定的预计的可能性。你为了利润回报要多承担风险,所以,如果你只是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那意味着你将承担所有可能的风险,这将导致资本结构中大量的债务。因为每当你以债务替代资产时,你将提高预期利润,预期利润提高……利润不是一种有价值的观念。你应该做的是使公司的价值最大化,那是M-M理论最重要的贡献,即指出了经营管理的核心是什么:不应该基于这毫无意义的利润最大化的观念,而是更有意义的观念,即努力使股东所拥有的公司价值最大。”

1970年诺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说:“许多化妆品公司,它们卖‘希望’,而不是卖‘美丽’,只是卖‘变得美丽的希望’,买它的人有自知之明,他们希望改进自己的外表,但他们知道自己不可能成为电影明星。我想指出的是,这不是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学派,它强调我们的大部分欲望都要得到适当的满足,要比得过我们的邻居。有的时候,我们买东西是因为我们的邻居买它们,我们希望显得比邻居更富有,而不是因为买了它真的能使我们更幸福。但胜过邻居使我们感到快乐。”

1990年诺奖得主哈里·马克维茨认为:“中国具备了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动机、能力及效率,但与此同时,中国却缺少了平等、财富等因素的支持。因此,对体制的改造无疑是个十分有趣的巨大挑战。”

1992年诺奖得主在谈到有关经济学研究时强调:“独创性强,敢于标新立异,我们在过去历史上一直是这样。就是要在同行中标新立异,与众不同。这样会在同行中不受欢迎,我不介意我不受欢迎。我却认为不受欢迎是好事。这意味着我们提出一些与众不同的理论观点……我们希望学生觉得老师提出了一些值得他们思考的问题。不要因为老师曾经说过这是对的,就要他们接受。这是我学生时期就存在的气氛。我们在同事间也形成了一种百家争鸣的气氛。我们在学术谈论会上经常争论不休。我认为这是创造一种良好学术气氛的正确做法……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受到良好的专门训练的经济学家寥寥无几,这是当前最大的压力!”

这些谈话都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那次“诺贝尔大追寻”的采访中那些犹太经济学家说的,他们不仅都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持乐观态度,也提出了许多睿智的建议,许多建议即使是放在十几年以后的今天,也还是非常有建设性的,而且大部分问题中国仍然没有解决——但有些建议却被我们采纳得很好,如芝加哥大学的莫顿·米勒提出的多修路建议,他说:“要修路,修公路比修铁路好;不但要修大路,还要修小路;修公路,用铲子可能比推土机更科学。”而中国的GDP虽然靠修路拉动了不少,但存在的问题仍然不少——沿海修路多,内地修路少;铁路修得多,公路修得少;大路修得多,小路修得少;(路修起来以后)吃路的多,养路的少。

后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先后邀请过不少诺奖得主作过演讲,罗伯特·福格尔教授先后三次来到北大,都对中国经济做过分析和预测,许多思想对我国的经济建设富有启迪——诸如,1999年福格尔就预言,到2015年的时候,中国汽车的年产量将达到1000万辆,而1998年时,中国汽车的年产量仅50万辆,中国GDP的80%是来自物质产品,而且只衡量投入,不衡量产出,只衡量数量,不衡量质量,GDP是衡量不了服务的,中国也缺少服务业;中国的金融体系问题多多,需要改革;中国对医疗保健业的投资不多;总有一天中国将不能容忍环境的恶劣……(①《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北大演讲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版。)

针对中国的问题,保罗·萨缪尔森还接受过一些中国媒体的采访。他说:“中国过去长期实行的是苏联模式的中央计划经济,它造成了普遍的效率低下并使大批国营企业亏损。但是,如果实行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那也是非常大的错误。我认为应该保持政府在经济中的重要角色。在这一点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提法中的‘市场’一词,应在政府离开问题百出的旧经济体制的时候得到合理的平衡。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具有真正的意义,它和过去旧的斯大林主义概念完全不同……中国现在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1976年以来事态变化的概括。他们企图把市场活力以及承认道义和分配方面的考虑、承认干预市场对经济迅速发展的需要结合起来。这不是中国独有的,虽然在叫法上可能与其他国家不同。”

当记者问道:“从许多国家包括英国的经历来看,在政府干预和市场之间达到理想的平衡并不容易。在中国官方机构不健全,还存在官僚主义及贪污腐败的情况下,社会主义的一面真能发挥作用吗?”萨缪尔森回答说:“回顾历史,一味追求单纯的自由市场经济,像80年代撒切尔夫人领导下的英国,到90年代就产生很大的问题,如社会不满情绪强烈,10~20%的最低收入者变得贫困,还有可怜的增长记录……而在混合经济体制下,最严重的不平等模式、最严重的贫困状况,将由于精心设计的和按缴税能力拟定的税收制度和福利计划而得到缓解。请注意这一点:在20世纪的最后阶段,旧的社会主义模式在成功的混合经济中完全不起作用……假如我们修正一下社会主义定义,把它理解为福利国家,使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最糟糕的社会不平等,通过税收和重新分配得到了混合经济。这是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与良好的社会之间合乎逻辑、可以行得通的妥协。”

关于中国国有企业亏损和转换机制的提问,萨缪尔森也作出了明确的答复:“我不是中国问题专家,但我知道,前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大型国营企业非常缺乏效率。一旦过渡到市场经济,我不认为大型国营企业能起什么作用。我想中国最好是从经济的最底层开始,实行市场调节。事实上,中国已在那个方面开展工作,让农民和手工工人自由买卖、自由生产……中国的大工厂如果想有什么作用的话,最终还得租给许多小的制造企业。中国可能朝那个方向进行试验。反对自由市场的官僚应受到惩罚,帮助小的生产者得到原料和机器的官僚应得到酬谢。在美国很重要的一条是,我们创立企业时,不需要得到任何人的批准。我靠我自己,赚钱我活下去;如果我是没有效益的生产者或者生产没有人要的产品,我就垮掉……我相信,中国只要照目前这条路前行,就可望在2020年成为全世界第二或第三大的经济强国。但达到那种程度时中国要记住:混合经济如何运用税收和分配来缓解私人财产体系带来的贫困和不平等。我不认为转向纯粹的资本主义是正确的答案,但我真诚地祝愿中国顺利。”

(选自《经济学的香槟--22位诺奖得主对经济危机的预测与反思》,贺雄飞著,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5月版。)

  评论这张
 
阅读(457)| 评论(0)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