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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雄飞

著名出版人,《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的图书策划人

 
 
 

日志

 
 

“瘸腿的雅各”潘光旦  

2008-12-19 09:39: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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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作家冰心说过:“费孝通与潘光旦比邻而居,他视潘光旦为活字典,凡是不知道的事情,不查字典,跑到隔壁去问潘光旦,一问就知道了。”费孝通是潘光旦的学生,也是潘光旦的挚友,但在社会学界的知名度比潘光旦大多了。潘光旦是一个被遮蔽的先知,是一名真正的“瘸腿的雅各”,即使找不到最后一匹马,他还是拄着自己的双拐,在孜孜不倦地进行着自己的调查行脚。

   潘光旦于1899年8月13日出生于江苏一个书香门第世家,父亲是光绪年间的进士,不仅担任过江苏省资政院议员,还亲自创办过一家洋学堂。他后来外语成绩优秀,在美国受到摩尔根等社会学大师的赏识,有赖于他幼年受洋学堂教育的影响所致。上帝对他的锤炼,不仅仅是让他很早就丧失父亲,变成了一个家境贫寒的穷学生,还让他在16岁时就截肢成为一名真正的残疾人。但这些磨难不仅没有摧垮他,还使他具有超过常人的意志和乐观的精神,无论遇到任何嘲讽,他都可以坦然含笑面对。在他1922年出国之前,已经达到不用查字典随意阅览英文书的程度,很早就通读过英文原版的霭理士六大册《性心理研究录》。他还刻苦自修国学典籍,深受梁启超等大师的青睐,还和闻一多成为挚友。

   1922—1926年,潘光旦先后在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学习动物学、古生物学、遗传学。这段经历是他人生最重要的经历,不仅使他睁开眼睛看世界,而且还经受了巨大的人生考验。美国达特茅斯大学纬度大概相当于我国的吉林省,每年冬季大约有5个月大雪纷飞,他刚到的第一年,拄着拐杖去上课,曾经摔过七跤,但第二年就只摔了两跤。他从来不为自己的残疾而自卑或气馁,坚持不懈练习架拐走路,不肯落后,到后来不仅行动敏捷如常人一般,还经常和朋友一起爬山野游与搞田野调查,连他的女儿都承认他们在活动中早就忘记了自己的父亲是残疾人。这一切艰难困苦,不仅是他与上帝“夜战”的记录,而且在黑暗时代激发了中国人对光明的渴望。正如俄罗斯人评价《往事与随想》的作者赫尔岑一样:“你是枯树上一根健康树枝。”

   正是这棵枯树上的健康树枝,不仅和闻一多等好友参与组织了一系列的爱国民族活动,成为西南联大的教务长、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和图书馆的馆长,培养了一系列的社会学优秀人才;也正是这棵枯树上的健康树枝,不断的在探寻中华民族盛衰荣辱的秘密和感悟民主与自由的真正内涵,翻译和出版了霭理士的《性心理学》、达尔文的《人类的由来》及一系列的社会学经典著作,十四卷的包罗万象的《潘光旦全集》证明了他的执着和价值,无论是《冯小青:一件影恋之研究》《优生概论》《日本德意志民族性之比较的研究》《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开封的中国犹太人》,还是《优生与抗战》《优生原理》《湘西北的“士家”与古代的巴人》,无不是中国社会学的开山之作,尤其是《自由之路》和《人文史观》两部小品集,堪称中国启蒙的经典之作;也正是这棵枯树上的健康树枝,即使是在“文革”中惨遭迫害,仍然没有停止写作和思想。正如他在《自由之路》一文中所言:“我以为当前教育的最大危险,就是在一部分从事教育事业的人心目中,教育和宣传混淆不清,甚至于合二为一。所谓社会教育,或者公民教育,名为教育,实际上大部分是宣传,可以不用说。即如比较严格的学校教育里,宣传的成分近来也一天多似一天,而主张宣传即是教育的人还虑其太少,而虑之之人事实上又不尽属一派,于是流弊所至,非把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学校环境变换作宣传家钩心斗角出奇制胜的场合不可。”

   潘光旦到晚年眼镜极度近视,达到一千多度,而他除去吃饭睡觉,其余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看书,简直是眼睛贴在书本上看书,家人都笑话他是在闻书。据他的亲人们回忆,他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读书或写作,由于视力很差,给他的生活带来一些麻烦。他拄着拐杖上班,走得很快,但他看不见对面的来人,有个熟人说他架子大不理人,从那以后,为了不给人造成误会,他每走一下就点一下头,宁可自己吃力辛苦一点,怕碰见熟人看不见又没打招呼。

   他为人极富幽默感,喜欢开玩笑和自我调侃,孩子们也可以随便跟他开玩笑,他从来不发脾气和打骂孩子,只是言传和身教,让孩子们的个性得到充分的发展。他虽不爱好音乐,但也五音俱全,唱歌不走调。他曾经教他的女儿、女婿唱他小时候学过的道情歌,而且是用上海话唱。在清华的时候,独腿成了他的一个特征而名声在外,但没有人会感到他的残疾。他行动敏捷,轻松自在,还把自己架拐行走当成笑话来说。有一次下雪,一个小男孩看到潘光旦拄拐在雪地上留下的印迹,以为是什么小动物,跟踪脚印直到发现潘光旦。他说他在校园里发现好几回这种脚印,又不像什么小狗小猫,原来是你啊!潘光旦回家就把这个故事讲给家人听,还夸奖这孩子有寻根问底的劲头。他被打成右派之后,因为他的视力极差,有一只眼睛根本看不见,有人开玩笑说:你这个人,立场、观点都有问题。他回答:“我不但立场、观点有问题,我这方法还有问题呢,我架的是两条美国柺杖,所以方法也有问题。”“文化大革命”时,一群小孩追着他丢石头,打牛鬼蛇神,他和蔼地开玩笑说,你们可别把我打伤了哦。

    在“五四”前后成长起来的学人中,潘光旦的形象颇为特别,独树一帜,卓尔不群。闻一多认为他是一个科学家,梁实秋说他的作品体现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凝合”,而在费孝通的眼中,潘光旦是一个人文思想家、人类学家。梁实秋、梅贻琦、闻一多、徐志摩等那一代的学者们,非常喜欢潘光旦的为人,常与他结伴旅行。徐志摩称胡适为“胡圣”,而称潘光旦为“潘仙”,以其与八仙之一的铁拐李相像为由。梁实秋认为潘光旦是一位杰出的人才,学贯中西,头脑清晰,有独立见解,国文根底好。而梅贻宝则赞扬他秉性温和忠厚,《论语》上所说的“温、良、恭、俭、让”诸多美德他都当之无愧,并且正义感甚重,是“一条硬汉”。天津《大公报》鼎盛时期,常刊登他的署名文章和社论,发表对国是的主张,经常得罪当局(《清华与我》)。

   冰心说过潘光旦是“男子中理智感情保持得最平衡的一个”。据朋友和家人回忆,潘光旦一生只有几次失控,一次是他的母亲1939年在上海去世,那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潘光旦在昆明西南联大执教。潘光旦的成长与母亲的教养息息相关,是母亲在父亲去世后仍然按照父亲的遗愿,克服重重困难,供潘光旦继续学习。母亲的死使潘光旦悲痛不已,在家中的阁楼上呆了三天没有下楼。还有一次是1958年他的夫人赵瑞云去世,他认为是自己被划成右派致使夫人担心而发病去世的,这次他也是大恸。另外,潘光旦在闻一多被特务枪杀后也大恸一次,嚎啕大哭。他表达感情与别人不同,哭过后可以马上控制自己。以后是“文革”初期,他与叶笃义谈天时偶然谈到他的女儿潘乃穆在丈夫被逼死后,对他的儿子说,爸爸死了还有妈妈,我们还要活下去!他说到这里情不自禁突然一下子悲愤失声,恸哭起来,恸哭之后,又像没什么事一样讲别的事情了。叶笃义说,潘光旦当时极度地控制自己的感情,一个人怎么能做到那种程度,这只可以用“心存百般忍让”来形容。

1962年,龙云去世,潘光旦与罗隆基一起去做遗体告别。龙云是著名的“云南王”,与蒋介石有矛盾,解放后曾担任国防委员会委员,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经历曲折,但潘光旦有感于1941年至1945年间,在西南联大时候的民主运动中得到云龙的掩护,且民主同盟的活动经费大部分由他筹措而来,教授们生活困难有龙云首创演讲付酬后成为惯例,他不忘旧情,一定要去见龙云一面。

   1966年“文革”开始,潘光旦被挂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大牌子,被抄家批斗。当红卫兵抄家时,只抄出一百几十元的存款,他们不相信只有这么点钱,质问说:“别的教授都有几万块钱,你怎么只有一百多块钱?”潘光旦回答:“我就这么多钱,我的钱买书了。”抄完家以后,书房和卧室都被查封,只有厨房和贴着厨房的一间小披屋没有被封,潘光旦和老保姆及小孙女,只能在这间小披屋的水泥地上席地而卧,缺被少褥,难以入眠。幸亏费孝通把自己家里没有被封的被褥抱过来给他们用,费孝通还用粗毛线给潘光旦织毛袜穿,那时费孝通很艰难,夫人被赶回苏州,自己连饭都难吃上,只能在潘家搭伙。

   “文革”前潘光旦的身体基本健康,没有病,被批斗之后,由于腿疾,虽然没有让他和费孝通一起去打扫厕所和澡房,还是叫他去校园拔草。他的腿不能蹲下,带着小板凳,被红卫兵一脚踢飞,他被迫坐在地上拔草,红卫兵还要强迫潘光旦站队跑步,后来被别人制止。当时潘光旦已有67岁,从那时候开始,他身体渐渐出现问题,从前列腺发炎逐渐发展到尿毒症。由于没有正常的医疗条件,他的病未能及时就诊。他在北大的两个女儿,是被群众监督的“黑帮分子”,两家四口都要被批斗,没有行动的自由,每天要在指定地点学习、劳动、接受审查,他们不了解潘光旦在中央民族学院的情况。

   叶笃义也被迫靠边站,常常去探望潘光旦,潘光旦对叶讲了他的三个S政策:“第一个S是SUBMIT(服从),第二个S是SUSTUIN(坚持),第三个S是SURVIVE(生存)。”后来潘光旦的病逐渐加重,她女儿的一位同学把他送到积水潭医院,开始还好,医生给他插了一个管子,但过了几天就不行了,医院打起了派仗,主治医生被撤换,对这样的重病号连起码的医疗和护理都成了问题。他住在十几个人一间的病房里,其他病友又喊又叫,他只能忍受。红卫兵们还不时来审问他,还有外来调查人员到病床旁边盘问他,冲他大嚷大叫,使劲摇动病床。在这种情况下,潘光旦受不了,决定要出院回家,叶笃义用潘光旦自己的话来劝他:“SUSTUIN AND SURVIVE.你要坚持生存下去。”他摇摇头说:“SUCCUMB(死了)”。

   潘光旦让叶笃义告诉费孝通,让她女儿潘乃穆接他回家。叶笃义立刻到费孝通家,对费说:千万不能让潘光旦回家,回家准是死。但是在那种情况下,医生也不负责任的推他出院。据女儿回忆:当时准备了一辆幼儿乘坐的竹制手推车把他推出病房,他很高兴的向旁边不认识的人招手,极有尊严的从医院回家,如同病愈出院一般。就在他生命垂危的时刻,家里的卧室还不允许启封,只打开了堂屋。他的女儿支了一张行军床让他静卧,总算是躺在自己家里,还可以喝到一口热汤热水。

   1967年6月10日,回家9天之后的一个晚上,潘光旦请保姆向住在隔壁的费孝通索要止痛片和安眠药,但一样也没有,费孝通将他拥入怀中,他逐渐停止了呼吸。

   透过历史的雾霭尘烟,我们看见,潘光旦拄着双拐,特立独行,健步向我们走来。没有忧郁,没有骚动不安,也没有绝望和狂乱,他用自己的一生,化作一片宁静,创造出自己的意义:超脱而不厌世,宁静而不消沉,温婉敦厚中透着刚毅和傲岸。我们还看见,他孜孜不倦的遨游在浩瀚书海中,脑海中跳动着智慧的灵感,笔底下涌溢出洋洋洒洒的思想火花;“葫芦连理之斋”中,回荡着他与朋友、学生们、孩子们愉悦爽朗的欢声笑语;他叼着那根自制的竹根大烟斗,斗腹上的铭文:形似龙,气如虹;德能容,智于通。这不仅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更是这位“瘸腿的雅各”同上帝夜战时的生命状态,也是中华民族值得骄傲的精神风貌。

(《自由之路》,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11月版,定价32.00元;

《人文史观》,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11月版,定价1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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