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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雄飞

著名出版人,《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的图书策划人

 
 
 

日志

 
 

不同,乃所以讲学  

2007-07-26 10:25: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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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

《大家演讲争鸣录》序

 

                     陈平原

   晚清以降,随着新教育的迅速扩张,学者们的撰述,多在专著、演说、教科书三者之间自由滑动。专著讲究深入透彻,教科书追求条分缕析,演说则突出大思路,需要的是急智、幽默、语出惊人。三者各有各的特殊功能,也各有各的论述策略,很难强分轩轾。如果用最简要的语言来描述,“演说”的特点大致是这样的:表达口语化,故倾向于畅快淋漓;说理表演化,故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追求现场效果,故受制于听众的趣味与能力;蔑视理论体系,需要的是丰富的高等常识;忌讳“掉书袋”,故不能过于深奥,更不能佶屈聱牙。对于那些不屑于固守书斋的学者来说,如何在政治与学术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既反对学院派的“为学术而学术”,也不希望将文学/思想/学术方面的演说,弄成纯粹的政治宣传,是个相当严峻的挑战(参见拙文《有声的中国——“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刊《文学评论》2007年3期)。

    走出校园,面对公众,就自己熟悉的专业发表公开演讲,而且借用速记、录音或追忆等手段,将“口说”变成了“著述”,此举既存在陷阱,也自有妙用。记得1962年,牟宗三出版演说集,题为《中国哲学的特质》,其《小序》称:因讲课时间限制,“逼迫我作一个疏略而扼要的陈述”;而这样做不无好处,因为,对于著述来说,“紧严有紧严的好处,疏朗也有疏朗的好处”。推而广之,所有精彩的演说,都可作如是观。惟其篇幅短小,讲者(作者)不能不有所舍弃,故面貌清晰,锋芒也更加突出。在一个专业化成为主流、著述越来越谨严的时代,此类精神抖擞、随意挥洒、有理想、有趣味的“纸上的声音”,值得人们永远怀念。

    谈及在近现代中国发挥巨大作用的“演说”,不妨将其视为“古树新花”。说“新花”,那是因为晚清方才出现的在公众场合就某一问题发表见解、说服听众、阐明事理的“演说”乃舶来品,源于日语,意译自英语的public  speech。至于“古树”,则有高僧大德的讲说佛经,以及说书艺人的表演故事。此外,我还想引入宋明书院的“会讲”。

    熟悉传统中国教育的朋友,多对宋明书院的“会讲”心有戚戚焉。这里有大师主讲,也有同学论辩,其间异说蜂起,群流竞进——如此不拘一格畅所欲言,在我看来,是思想自由、学问推进的关键所在。据说,面对“今之讲学,多有不同者如何”的提问,明人吕泾野是这样回答的:“不同乃所以讲学,既同矣,又安用讲耶?故用人以治天下,不可皆求同,求同则谗谄面谀之人至矣。”(参见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八)从书院的教学形式,迅速上升为治国方略,这既是一种道德承担,也是一种自我期待——即相信“学为政本”,书院里的谈玄说理、寻幽探微,终将深刻地影响一时代的社会风尚乃至政治走向。

    谈论现代意义上的“演说”,之所以刻意将其与传统的“会讲”绾合起来,目的是凸显此举在传播知识、普及教育之外,还有交流、对话乃至辩难的可能性。在某种意义上,所谓“讲学”,本身就应该是“众声喧哗”——演讲者既与往圣先贤对话,也与在场或不在场的听者论辩。但在实际操作中,台上台下,地位很不平等,演讲者充分掌握着话语权,提问的最多不过是“将一军”。于是,本该唇枪舌剑的“辩难”,变成了温文尔雅的“请教”。

    众人合撰演说集,起码在形式上,构成了虚拟的“会讲”现场,多少弥补了上述缺失。作为个体,演说早已结束;作为读者,则争辩仍在继续。是否真能达到这种理想状态,端看演说者有无鲜明的学术立场。这正是本书的魅力所在——入选诸君,其政治立场及学术思路,有我极为赞赏的,也有我很不以为然的;但无论哪一家,全都精神饱满、棱角分明,极少乡愿语。了解中国语境者,当明白,此点殊为难得。参照阅读这些立场迥异的演说稿,如亲临“思想交锋”的现场,不仅“刀光剑影”,更有“鸟语花香”。

    如此五彩斑斓的“演说”,无论怎么概括,都是挂一漏万。正因此,我只想说三句话。第一,“直面惨淡的人生”——将鲁迅的感叹,用在这些走出书斋,深入民间疾苦,关注国家命运的学者身上,我以为是恰当的。第二,偏重社会科学——撇开遥远而优雅的“国学”,专注迫在眉睫的当下,从“主义”转到“问题”,从文化/思想转为社会/实践,自有其特殊魅力。第三,多尖锐的呐喊与严苛的拷问——与此相适应,阅读这些“带刺的玫瑰”(而非“十全大补”的糖浆),其效果必定是爱恨分明。

    最后,还必须谈谈策划并组织这些学术演讲的昆明真善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我认同其基本理念——“知识要与社会实践结合,学者须为平民百姓服务”,更欣赏其奋斗精神。眼看着这些刚刚走出校门的研究生,步履艰难地跋涉在“文化传播”的泥泞小路上,真是感慨遥深。十五年前,意识到商品经济大潮将对学术研究造成巨大冲击,我曾和钱理群,葛兆光以及香港学者陈国球、王宏志、陈清侨等,自己凑钱,办起了学术集刊《文学史》。当时的想法是,像1930年代的学者那样,“拿自己的钱,说自己的话”。如此“逆历史潮流而动”,结局可想而知——集刊只出了三册,正所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

    现在的情况,比那时好多了,年轻一代肯定能走得更远。但全靠热血沸腾的书生,来从事思想、学术、文化的传播,实在是困难重重。此举明显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只能套用陆游的诗句,叫做“位卑未敢忘忧国”(《病起书怀》)。或许,被聪明人弃之如敝屐的“理想主义”这个词,仍然“疏影横斜”、“暗香浮动”,值得今人仔细品味、珍惜、赓续。

 

2007年6月30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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