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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雄飞

著名出版人,《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的图书策划人

 
 
 

日志

 
 

访谈:野蛮的物质主义时代(之一)  

2006-10-12 09:56:00|  分类: 我的报道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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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有两类人:一类人是靶牌,一类人是枪手。贺雄飞扮演了靶牌的角色,而且是经常移动的一个靶牌。

    自古至今,人类最伟大的优点和最伟大的缺点就一个:喜欢听好听的话,奉承的话。贺雄飞好像是有点另类,专拣别人不爱听的说,而且是那壶不开提那壶,那里痛往那里戳。

    清朝的一位宰相为官一生,他的名言是“万言万语不如一默”。他那是深谙官场的险恶,明哲保身的一种技巧。

    从中国汉字里研究,凡是带有言字旁的共计有197个:讣、讥、讦、讧、讨、讪、讫、训、议、讯、记、讳、讲、讴、讶、讷、讹、论、讼、讽、设、诀、证、评、诅、诈、诉、诋、诌、诓、诔、诘、诙、诛、诞、诟、诡、诤、诧、诩、诫、语、诮、误、诰、诱、诲、诳、诼、诽、诿、谀、调、谄、谅、谋、谍、谎、谑、谒、谗、谜、谚、谣、谤、谬、谪、谴、谶、谵。

    认真看一下,基本没有好词,原因何在,我想在造字的时候,人类脱离荒蛮、原始的社会还不久,你追猎时,出声会吓跑猎物;而当你深居穴洞和休息时,出声又会召来更凶猛的野兽;只有不出声为上策。

    贺雄飞不管这个,一路狂歌,从北到南,聊得痛快,骂得舒服。从经济学角度看,这恰恰是我们这个加速浮燥的社会中一种稀有的原素。少,珍贵。

    田炳信:你的题目是野蛮的物质主义时代,好像有一些情绪色彩。

    贺雄飞:不是情绪色彩,是我对当前时代的一种判断,就像哲学家黎鸣先生说的作为一种活的哲学,每个人应记住三句话:第一句话就是我是谁。第二句话我能做什么。第三句话我还希望什么。针对这三个问题我自己做出了我的思考,就是作为一个文人或者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也应该提出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这个时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第二个问题——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中我们作为一个个体,如何发挥自己的价值。第三个问题——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作家文人面对社会的黑暗、不公正、苦难持什么样的一种态度。只有回答了这三个问题,我觉得他才能成为一个有责任的、有良知的文化人,否则就是一种犯罪。“野蛮的物质主义时代”代表了我对这个时代的一种认识。

    田炳信:那能否用你的语言来概括一下这个时代呢?

    贺雄飞:好的,不过我先引用科尔·凯戈尔的一句话:我最大的奢望就是但愿我能阻止一个知识分子向世俗化的堕落。这句话对我的影响特别大,因为现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一方面国家要发展经济,但这种经济发展是盲目的追求各种各样的高速度,而对在这种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却视而不见。

田炳信:是发展速度问题,还是转型期的粗糙、盲目原因?

    贺雄飞:两种原因都有。商人都在盲目地追求急功近利,都在梦想一夜之间暴富;普通的老百姓则是吃喝玩乐;文人们呢,也都是些名利之徒;学生呢,心灵上很迷茫,没有一种真正的信仰或求知的愿望,只是一味的迎合时尚,而这种时尚就是一种物质主义,或者说是对人的感官、物欲的迎合与追求。低等的本能的无限放大,而对儿女们所应奉行的那种精神或者说自由的精神却漠视,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这是一种野蛮的行径,这就是我的看法。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总共走了将近21所大学,其中有些大学建的非常漂亮,像华东交大的厕所都建得跟四星级宾馆一样漂亮,但里边一点人文气氛都没有,跟一个高级中学差不多,广东的大学城也是这样。自从教育产业化以后,全国的大学都在盲目地扩招,招很多的人,你看那个大学城,第一远离生活,城市,第二远离学术文化氛围,就把孩子们流放在一座心灵的孤岛上,既没有得到那种好的教育,即有思想性,长知识,能够滋润人的灵魂的教育;另外也缺乏一种现实感,很无聊。这样一种情况下,虽然培养了很多大学生,但我认为这是一种机械化养鸡模式,它不是真正对人才的一种挖掘,而是无端地浪费人力、物力、财力,你想啊,那么宽的草坪,马路,却没有一个人,表面上好像是青山绿水营造一种环境,其实是对资源的一种浪费,中国本身的资源又这么缺乏,而它却还不能集中使用,不能发挥它最大的效益,这是一种悲哀,我不相信这样的教育能培养真正的人才。

    田炳信:现在教育也有人提出了产业化问题。

    贺雄飞:产业化说白了就是追求金钱,这种所谓的产业化教育说白了就是让教育去赚钱,中国的教育被这样一种思想所左右,这样的结果我觉得是很可怕的。你想很多的大学教授,在主校区上完课,又匆匆忙忙的赶往分校区,上课的中间又没有班车,再加上城市拥挤,交通堵塞,结果呢?为了讲一堂课,照本宣科的一堂课,浪费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每天人们都是忙忙碌碌,疲于奔命,这其实是一种无效劳动,浪费生命,这是我对中国教育制度的一种个人感悟。我出过很多关于教育的书,我一直比较关心中国的教育,在内蒙的时候我出了一本《世界教育艺术大观》,里面介绍了25个国家的教育经验:英国人怎样把孩子培养成绅士,法国人怎样把孩子培养成骑士,俄罗斯人怎样把孩子培养成斗士,德国人怎样把孩子培养成勇士,后来这本书在中国教育报连载了四个月。

    田炳信:中国人把孩子培养成什么“士”?

    贺雄飞:不好说,不好概括,每个国家都有它教育的一种特点,或者跟他本民族文化相隔很近的这样一种风格,但中国没有,现在就是先把孩子都培养成成功人士,培养成大款。因为在中国的这样一种文化传统中,它没有一种对精神、知识的向往。一方面中国五十年以来激烈的运动:“三反”、“五反”、“土改”、“反右”、“四清”、“文革”,“土改”没收了地主的土地,而地主其实是农村经济中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公私合营没收了民族资本家的财产;文革与反右又把知识分子彻底打为“臭老九”,本来以前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就不高,叫“八妓九儒十丐”,介于妓女与乞丐之间,而经过五十年这样的摧残,中国人生命中本身很少有的那点对知识、对财富的向往全部灭了,导致整个民族走向一种“流氓化”,你想一个民族它既不敢发财,也没有对知识的向往,你说不是“流氓”是什么?

田炳信:这话是否有点重?

    贺雄飞:本身咱们传统中这样的东西就不多,你不像犹太人,在他的心目中首先第一位是上帝,上帝下来就是拉比,拉比下来是学者,再下来法官、医生,而且这样的排行榜非常地稳固,不论你走到哪,只要你说你是医生,人们都会非常地尊重你。而中国就不行了,现在社会上流传一种说法叫“中国人现在要遭受三条蛇的毒害:黑蛇、白蛇、眼镜蛇”,什么叫“黑蛇”呢?就是法官,他们吃了原告吃被告;“白蛇”就是医生,你得了一个小感冒,他要让你做五十次化验,然后化验完了却建议你多锻炼,这我都有亲身体验;“眼镜蛇”就是老师。我跟“黑蛇”打了两次交道。“白蛇”呢更有深刻的体会,我女儿现在9岁,由于受我的遗传,体重 56kg,身高158cm,穿39号鞋,到医院去检查,一会说胃有问题,一会说脑子里有个瘤子导致神经紊乱,结果检查了半个月,花了三千多块钱,结论是多吃蔬菜和水果,少吃肉,你说可笑不可笑。眼镜蛇一方面他们很可怜,一方面他们又用手中的权力欺负学生,像我女儿那个小学组织去什么迪斯尼乐园每人缴费28000,你想有些家庭有钱还可以,如果没有呢?这会给孩子心灵造成多大的伤害,他们还处于成长期,自身又没有什么分辨力与调解力,一旦受挫就会陷入深深的自卑中,你想这不是盘剥学生吗?从小就造成孩子对物质主义产生向往,这也是一种野蛮。而且你像前段时间的陆德明事件,还有像现在的知识分子对金钱的无耻的追求,让人们对知识分子乃至知识均产生了怀疑。一方面对知识分子比较敬畏,感觉这些人有一种精英思想,有一种比较正确的功名立场,有一种担任社会良知的这样一种东西。另一方面,是对知识分子的怀疑:现在社会知识分子身上的那种人格分裂啊,那种可悲的东西很多很多。我接触过几百名知识分子,有1/3的知识分子尤其是老一代的知识分子我觉得还是不错的,言和行是统一的。中年的知识分子虚伪的就比较多,年轻的知识分子基本上失去了那种道义和操守,只可以在他的专业领域卖弄些专业名词,与他交朋友时绝对不可能的。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名利之徒,把人与人之间的友情完全世俗化了,想真正追求同道的不多,有一大部分就是用思想去作秀,它不是真正地去追求真理,或者为了这个民族,哪怕是为了体现个人价值与良知,其实说白了这些教授白天是教授,晚上就是野兽,这纯粹是一种堕落。我当年出的两本书,一本是《杞人忧师》,一本是《审视中国语文教育》,将中国五十年的语文教育惊醒了一种全方位的批判,一方面认为中国语文教育的那种政治化色彩太强,完全是为政治服务的,根本没有考虑到一个孩子的那种天性,没从人性方面去考虑,什么某总理办公室的灯光啊,某总司令用过的扁担啊,某人缝过的衬衫啊,等等这些东西均宣扬一种虚假的东西,根本没有什么价值,而且还有一些封建的,反动的东西,就包括对鲁迅的文章的解读,一方面鲁迅身上有偏激与人格分裂的一面,一方面也有他慈爱的一面,它就没有写,比如像《藤野先生》写的很美的一些东西,它就没有选,只选鲁迅那种骂人的,阴损的,作为文人的那种负面的东西,就是说对鲁迅一直处于被误读的状态。其实在中国应该有两个鲁迅:一个是官方的鲁迅,一个是民间的伟大鲁迅,知识分子心目中的鲁迅,应该以一个理性的态度去看待鲁迅,结果中国的课本就没有这样的东西,所以我这本书中认为这种教材的审美趣味都是一种坑害人的学问,既不能让人长知识,也不能滋润人的心灵和情感。

    田炳信:现在的课本是否有改变?

    贺雄飞:现在的教育比较人性化了。后来我又编了一套人性教育丛书,出了三本书,一本叫《谁拿走了孩子的幸福》,孩子应该在他活泼的时候给他以天性,用犹太人的一句话说“一岁时是个国王,全家人都在供者你哄着你,两岁时是个小猪,九岁时就是一直快乐无忧的小羊羔,十九岁时是一匹马,想向全世界宣告自己的力大无穷,成家后就是一头驴,背负着家庭的重负在慢慢地向前走,然后中年以后就是一条狗,为了这种生活摇头摆尾,老迈之后就是一只猴子,行为与孩童无异,但是再也没有人理会”。这就是人的生理变化的一种轨迹,他在一岁、两岁乃至19岁的时候应该接受一种不同的教育,我觉得真正的教育是一种人性化的教育,这种人性化的教育就像我去年编的人性教育读本那四本书上所说的那样。第一本就叫《好孩子与环孩子》重点是弘扬孩子的那种美德、品格、习惯、善良、勤劳等属于品德方面的教育;针对初中生的特点,我编了一本书叫《我有一个梦想》培养他的理想与激情;针对高中生的特点,我编了一本书叫《爱我们的仇敌》培养他的宽容心和对社会的责任感;然后对大学生我编了一本书叫《历史的喘息》里边讲了成长为中国的公民应对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人类文化、思想、思维进行全方位的思考,这样的话你才能走向成熟。

    我现在一方面研究的是人性教育,另一方面研究的是公民教育,因为你要走向社会,首先是一个公民,而不是像我们所说的18岁以后才是公民,只要你有行为能力的时候,你就是一个公民,就有权利和义务:怎样与你的老师相处,与你的父母相处,有一套道德与行为的规范性的东西,当然这跟古代的不一样,这是个现代意义上的东西,包括上下级的关系,跟政府之间的关系,对社会的责任与义务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些东西,而中国对这一块的研究非常得少。像我们现在的一些博士,除了自己的专业知识,除了玩弄一些专业词语以外,什么也做不了,甚至最后连自己的专业也搞不好,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就像人大的一个博导,最年轻的女博导,有一次跟她交流的时候,我问她知不知道塔木德的一本书,你说一个搞伦理学的,竟然连塔木德都不知道,你说他搞什么伦理学啊。因为西方文明是两大源头,即二西文明,一个是希伯来文明,一个是古希腊文明,古希伯来文明——圣经:旧约和新约,旧约就是二十四书,或者叫摩西五经,塔木德就是写于公元二世纪到五世纪,一千多个犹太拉比研究的就是旧约啊,是希伯来人伦理的一个基础,这么一个重要的源头,你一个搞伦理的竟然连这都不清楚。所以我可能用两年的时间专门写一本书,名字就叫《野蛮的物质主义时代》,里边对十所名牌大学的十个博导,十个著名的批评家,十个著名的作家进行全方位的批判,揭穿他们的本来面目,跟这个时代进行对抗,这样破坏以后对这个时代价值与信仰的重建是有意义的,这就是我对教育的一些初浅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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