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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雄飞

著名出版人,《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的图书策划人

 
 
 

日志

 
 

精神圣徒北村  

2006-08-07 11:21: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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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故事是让人死,上帝是让人活。

战胜魔鬼,心灵需要巨大的滋润。

                            ―――吕斯布鲁克

 

俄罗斯作家安德列耶夫有一篇著名的小说叫《墙》,故事大意是:我和一个麻风病人,在黑漆漆的一个夜晚在大地上爬行,希望找到天空和大地的分界线。突然,一堵顶天立地的墙挡住了我们。我们拼命用身体去撞击这堵墙,虽然鲜血染红了大地,但这堵墙依旧岿然不动。于是,“我和另一个麻风病人”和这堵墙开始了无始无终的搏斗,墙成了我们地地道道的“仇敌”。搏斗非常惨烈,有哭泣,有愤怒,有鲜血,也有诅咒,有欢乐也有爱情。我说,“我们的人很多,我们的生活不堪忍受。就让我们用尸体铺满大地吧。”虽然死亡离我们越来越近,但自己“是永生的,恰如上帝一样。”

这篇小说用象征性的笔法,揭示了生命的真谛。俄罗斯大哲学家舍斯托夫指出,俄罗斯精神和理念的实质就是,把追寻上帝、拯救和不朽视为永恒的主题。在俄罗斯人眼中,基督是受难的象征,而通向上帝惟一的道路,就是受难的道路。因此,俄罗斯文学早期的主题就是为苦役哲学和绝望哲学大唱赞歌。舍斯托夫还指出,基督信徒首先在于使人恍悟自己的渺小和罪过。正因为人太卑微,上帝才牺牲自己的独生子,以救赎人使之不再卑微。走向福音书的道路,是由人类的诅咒和基督的眼泪铺平的。

舍斯托夫的理论还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见证:尼采未找到上帝,因此他就屈从于理性的安慰。尼采不是杀死上帝的凶手,真正的凶手是斯宾诺莎,他嘲笑人类的一切感情。尼采只是宣告上帝已被人类杀死而已。“超人”与托尔斯泰的“至善”不过是同类观念,它使尼采回避了折磨着他的无法回避的问题,解除了他的苦涩和卑微,成为一种存在的特权人。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的道德说教,源于他在现实世界的软弱和绝望,尼采的“超人”理论则是掩耳盗铃,他用“超人”来否定人的苦难命运和渺小。因此,他们被残酷的现实世界吓坏了,不敢生活在没有形而上学观念庇护下的悲惨世界。后来的存在主义者们不都是这样吗?虚无和荒诞不都是他们自欺欺人的廉价安慰吗?西绪弗斯的希望在哪里?

这就是著名的 刘小枫博士所尊奉的“走向十字架的真”。他不厌其烦地指出,在上帝地爱中才有个体生存的原则、本源和根基,上帝不仅揩掉每一滴眼泪,而且给人吃生命之树的果实;十字架上的真表明,上帝给人的生命和死亡、渺小和伟大、罪孽和救赎、梦梦和自由,呻吟和悲叹以认同,它给予人的是上帝允诺的爱和安慰——上帝让独生子惨死在十字架上,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在上帝眼里,每一个人的受苦和眼泪比什么都沉重,挚爱是生活的法则。

上帝以耶稣基督之身,进入这个有限的世界,就是为了否弃现世中一切损害人的价值生命的东西,而非现实本身。二战期间,加缪愤怒地写下了冷漠寡情的《局外人》,他向死亡俯首膜拜,嘲笑这世界上一切的希望和温情;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九四三年八月,德国神学家朋霍费尔由于参与行刺希特勒的计划未遂,身陷纳粹集中营。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沉沦,不仅服侍病人,安慰难友,还大量阅读文学作品和哲学著作,用两年的时间完成了充满激情的经典著作《狱中书简》。他在给家中的一封信中写道:“我敢说,在监牢里守候圣诞节的人,比在别的许多地方,比那些有名无实的人,更有意义、更为真诚……”

这句话正好验证了上帝的精神。

 

整个中国文学界,缺乏的就是这种对苦难、命运和绝望反抗与思考的精神。左拉说:“仇恨,就是爱,就是火热,而且能触摸到善良的心灵,就是在仇恨丑恶和愚蠢的事物中宽心地生活……每当我因自己生活平淡而反抗时,就觉得自己更年轻,也更加勇敢了。”显而易见,整个的中国文坛要么沉睡,要么陷入犬儒主义。

刘程亮是个逃避主义者,鲍尔吉·原野是个自然主义者,阎连科和赵光鸣是绝望主义者,刘庆邦是个新古典主义者,只有马建刚、尤凤伟和北村还醒着。而且马建刚在战斗,尤凤伟在反思,北村则在滋润和救赎。北村在一篇关于世纪末中国文学的对话中说,“想象力的匮乏是现代人的特征。在物质极度丰富的今天,想象力却如此贫乏,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失去了信仰的保障,也就失去了绝对的价值标准来对抗不断变化的世界及其带来的种种压力。”“在今天,人们似乎只会创作高度抽象和高度写实作品,正如抽象割裂的绘画和照相写实主义,这两级中间到底表达了什么的匮乏呢?就是人类离开终极信仰之后丧失信心导致的创造力的枯竭,这两种表现形式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冷漠。”因此,北村很快从先锋写作的废墟中杀开一条血路,突围出来。正如谢有顺所言,“先锋小说中的人物结局最后都几乎走向死亡,这决定于先锋派作家们的精神限度:当他们无法为人物找到意义的栖居地时,死亡便成了人物的最后归宿。”尽管余华《活着》中的福音和《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后来都活了下来,但他们不过是被痛苦消解成一头猪,一头麻木苟活的猪。

北村的成功突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块里程碑,他不仅从人的精神本质上扯起了一面反抗者的大旗,而且宣告了中国“宗教主义写作”的诞生。当然,他的反抗不是对黑暗和极权的反抗,而是对人类命运的反抗。是对绝望的反抗。宛如卡夫卡笔下的“甲虫”,艾略特笔下的“稻草人”和毕加索画布中的方块,是人类心灵的自救。《小兵》、《公民凯恩》、《张生的婚姻》、《被占领的卢西娜》、《消失的人类》、《长征》、《家族记忆》、《最后的艺术家》等小说,从不同角度揭示了人性深层次的冲突,而且弥漫着浓厚的基督教情结,不愧为“精神圣徒”。

 

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是否信仰上帝和是否有忏悔意识,二是文化中是否产生叛逆和异端的新陈代谢。西方文化的根在《圣经》和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启蒙。《圣经》的精髓就是苦难意识和忏悔意识,文艺复兴的精髓就是揭露黑暗、抨击教会、弘扬人性,讴歌英雄和号召叛逆。《荷马史诗》、古希腊的戏剧、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但丁的《神曲》以及薄伽丘的《十日谈》,深刻地滋润了西方人心中的现代性和科学性,构成了西方文明的源头。相反,中国的老庄思想和孔孟之道,则主张无为退让和忠君报国,四大名著则弘扬权谋政治、暴民意识、投降主义和儿女私情,哪里能产生叛逆意识和异端思想?即使各朝代也有少数精英知识分子,但早被杀光了。皇帝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一写到这里,我的心里都仿佛在流血。唉,中华文化真是太可怜了。

《路加福音》写道:“当永恒的太阳即基督烛照敞开的心之时,他飨人以欢乐和甜蜜,从而使人心和所有内在心智官能生长、繁荣并且流溢。然后,智慧的人当像蜜蜂一样。他应当带着意向、理智和洞察飞向上帝一直为他准备的所有赐福和善德……并永远与上帝栖居在一起。”这句话使人不由得想起了《约翰福音》中那个著名的故事:一位妇人行淫,被法利赛人抓获,并带到耶稣面前,控告她触犯了摩西十诫,并希望用石头置死,耶稣默默无言,一声不吭弯下腰在地上画字。慢慢地,耶稣抬起头说道:“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拿石头打死她。”结果,众人先后离去。耶稣对那妇人说道:“去啊,从此再不要犯罪了。”

“忏悔”两字虽然简单,却是整个西方文明的基石。因为人类的悲剧并不是少数坏人造成的,而是人类共同犯罪的结果。“异端”是真理的亵渎者和掘墓人,只有不断地推翻真理,人类才能进步。判断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需要看它对异端的容忍程度。西方人徘徊在忏悔和异端的两极,不知不觉成为先进文化的代表。

 

艾·辛格在答记者问时说,我写一个故事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是必须有剧情,我不相信在没有故事的情况下,如何能写出故事;第二,必然有写出故事的强烈欲望和冲突;第三,必须确认自己是惟一能写好这个故事的人。当然,故事并不是传奇,写好故事并不完全等同于写好一部小说,埋在故事背后的东西更重要。勿庸置疑,北村是中国作家中风格最像艾·辛格的人,能把世俗意义上最普通人的性格和命运完整的表达出来的惟一人选,并用一双慈爱的眼睛去拯救这些受苦受难的兄弟姊妹们。

灵魂朝着上帝的人,当他的灵魂被钉子穿透时,他被钉在了宇宙的中心。钉子根据一种不属于时空的度,穿过创世,穿过将灵魂同上帝隔开的厚厚屏障打了一个洞。通过这绝妙的度,灵魂无需离开它所依附的躯体所处于的时间和地点,便能穿越整个时空。

科学理性告诉我们,上帝并不是惟一的救赎。可我们绝望中的自恃又在哪里?

当我停下来呆若木鸡的时候,北村的脚步声渐渐近了,他虽然不是中国惟一的“精灵圣徒”,却开中国“宗教主义”写作之先河,但愿这条小溪早日汇成大海。

够了,我的话就此打住,否则上帝该厌烦我了。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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