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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雄飞

著名出版人,《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的图书策划人

 
 
 

日志

 
 

“谢尔盖大叔”  

2006-08-04 15:39: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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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尔盖大叔”

 

囚犯和殉道者的数量在地球表面已经惊人的增大了,面对着这样多的痛苦折磨,如果艺术还硬要充当一种奢侈品,那就会同样是一个骗局。

―                                                    ――加缪

说来奇怪,前几年旅行时,我比较喜欢南方,山清水秀、碧草花香、小桥流水,常常让人流连忘返;近两年则不知不觉开始喜欢北方,尤其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和寸草不生的茫茫戈壁,会让人莫名地感叹:这难道不是人类的命运吗―――荒凉而无奈。

第二次去新疆的时候,我结识了赵光鸣。说真的,在此之前,我万万没有想到,中国还有一个叫赵光鸣作家。这个song大约五十岁左右,厚嘴唇方脸,略胖,面皮微黄,秃顶,像个俄罗斯人。据周涛在一篇文章中说,,此人身上带有典型的农民子弟气息,虽然当上作协副主席,但没有一点官架子,且为人厚道,表情和衣着常常使人想起久远年代一个坐在庄户人门坎上晒太阳的傻乎乎的孩子。这个song最大的特点是“老不正经”,不管什么场合,总喜欢跟人开玩笑,幽默而无节制,像个情窦初开的少年。他的另一个专长是,有着为别人起诨号的传神才能。于是,我也毫不客气,一见面就说:“狗日的,我也送你个外号吧,谢尔盖大叔!”

等我含着泪读完“大叔”送我的几本书后,我不仅被他小说中人物的命运所打动,也为这个song自己的命运所惋惜:幸亏待在新疆这个鬼地方,不然“大叔”早堕落成名作家了!

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犹太作家艾·辛格说:“一个作家必须要有根。作家的根扎得越深,他取得成就的能力就越大。富有创造力的人悲观并不是颓废,而是一种要拯救人类的强烈情感。他不屑于诗人的消遣娱乐之道,而是锲而不舍地探寻永恒的真理和生命的真谛。他以自己的方式试图解开世事变迁之谜,试图找到苦难的根源,揭示处在残酷无理深渊中的爱。”赵光鸣的根早扎在了荒凉的边域,扎在了大西北的最底层,扎在了庄户人的心中。他十岁随父从浏阳河走到新疆的渭干河,在那片四处飘散着艾篙草气息的洪荒大地,经历了太多的爱与背叛、希望与失望。

罗丹用泥土完成了思想者,赵光鸣则用生命的血肉制作了心灵的雕刻。

《净身》中的毕裁缝,《绝活》中的延寿,《石板屋》中的花儿铁,《鼹鼠》中的赛麦堆……无不是他生命中的啼血精灵。这些处在中国最边缘最底层的小说人物的命运,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所有老百姓命运的象征,他们的卑微和苦难让人心痛欲裂。在这个绝望的世界中,他们在苦熬……

摩罗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最大特点是:冷硬和荒寒。其实不然,那是他没有读过这部被命名为《绝活》的中短篇小说集,尽管这些作品发表于十年前。活生生的生活是不需要艺术技巧的,正像《古拉格群岛》之于索尔仁尼琴。透过这群底层百姓的沉重、悔恨、迷惘、困惑和绝望,随处可折射出作家的悲悯意识和人道主义情怀。正如史怀泽所说,有思想的人体验到必须像敬畏自己的生命意志一样敬畏所有的生命意志。只有体验到对一切生命负有无限责任的伦理才有思想根据。从而,人必须要做的敬畏生命本身就包括所有这些能想象的德行:爱、怜悯和奉献。因此,我们必须摆脱那种由苦难走向淡泊来消解生存本身的冷漠和残酷,并努力用心灵的质量来对抗残酷的世界。

“谢尔盖大叔”的世界,是典型的流浪汉世界,《绝活》堪称中国的第一部流浪汉小说集。二战以来,美国文学中的流浪汉小说一直风光无限,例如凯鲁亚克的《在路上》,索尔·贝娄的《奥·吉马奇历险记》,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等等。《绝活》揭示的是中国式的艰难和压迫,虽技巧不如“大师”们娴熟,但人物的生存困境是地地道道的中国问题。他那份真实、真诚和对生命的敬畏,真正独树一帜,再加上“大叔”有北大哲学系毕业的哲学底蕴,让人在阅读中不禁潸然。

斯坦贝克这样评论文学批评家:我常常首先让我的狗试验我的写作素材。你知道,那只安琪儿,它蹲在那里谛听,我便感到他理解一切。而那只查理,我常常感到它正在等待机会插嘴。几年前,我的那只红猎狗咀嚼我的《人鼠之间》手稿。当时我说这只狗肯定曾经是一位优秀的文学批评家。时间是惟一怀野心的批评家。对赵光鸣的遗忘和淡漠,是中国批评界的耻辱。

为了写这篇小序我翻了目前中国最活跃的近二十位批评家的所谓专著,但没有什么精彩的话语能让我驻足,无非是卖弄一些专业术语或新潮概念。用陈思和的话说,他们大多是“万能评论家”,我心中暗想,我们也概莫能外。

遥想当下一些走红者当年,羽扇纶巾,激扬文字。而今,博导头衔在手,在党的阳光雨露滋润下,整天飞机来飞机去,忙于应付各地博士答辩,红包在握,名利双收,谁还愿意关注边域地区的“谢尔盖大叔”之流?最多抽空写些不痛不痒的文字,也好申请个狗屁课题。个别批评家则拉帮结伙,心怀鬼胎。最被这些人关注的是“美女作家”和“晚生代”写作,不知有何实惠?

我曾经对一位朋友说过,现在哪还有文学批评家,多的是文学赞扬家和酷评家。要么是相互吹捧,要么是泼妇骂街。

 

波兰女诗人米沃什在答记者问时说:写作自始至终只能基于它对个人的困扰而存在。就我个人而言,从没有用作品去讨好过政治,也决不赞成流行文字。很久以前,我走在波兰一个村庄的小路上,看见一群鸭子在污泥塘里洗澡,而附近就有一条清澈的小河,这使我非常困惑。“为什么它们不到小河里去呢?我问一位坐在屋前木凳上的老农。他回答说:“呵,要是它们知道就好了!”

中国最流行的女作家是卫慧、池莉和王安忆。其中王安忆是公认的棒。

有趣的是,当我阅读她的作品时,惊讶地发现:这个女人聪明绝顶,在每一次文学潮流之前,总要有一两篇大作发表,如果说资格,绝对是卫慧和池莉的老师。《我爱比尔》开“美女文学”之先河,卫慧的小说符合年轻人的口味,语言也算讲究,而且人物的心理有冲突有痛感,对社会也有一定揭露。她个人的“表演”玩得是姿态,和小说水平关系不大。

人们说,读者得眼睛是雪亮的。我不知道是读者雪亮的眼睛瞎了,还是批评家的眼睛瞎了?

谢尔盖大叔,您就别指望您的书畅销了,咱们没那个水平。

 

艾·辛格说:“天地把存在过的一切都消灭殆尽,化为尘埃。唯有那些清醒时做梦的梦想家,透过稀疏的网唤回昔日的幻想。”我要说,理想主义是文学永恒的主题。对人类价值的终极关怀,对人类缺陷的深深忧虑,对人类出路的苦苦探究,这是永恒的人文之梦。

雨果说:“铁石心肠的收割人,拿着宽大的镰刀,沉吟着,一步步走向剩下的麦田。”我要说,萧瑟秋风今又是,孤独人在路上走。

当我伴着唱盘中忧伤的萧声写完这篇短文时,时针已指向清晨五点。但愿黎明能驱散文化时空的阴霾,重塑中国文学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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