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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雄飞

著名出版人,《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的图书策划人

 
 
 

日志

 
 

向死而生  

2006-07-07 16:55: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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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本雅明和茨威格的自杀事件,可以看出,人类在于苦难和绝望作斗争的过程中,没有上帝和信仰作支撑,是很难胜利的。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由于上帝的眷顾,犹太人个体自杀的人数确实不多,本雅明和茨威格是极少数脆弱而敏感的人。

《塔木德》说:“生者必死,死者必复活,活着必被审判,世人一定会知道和意识到他就是上帝,他制造,他创生,他注视,他审判,他见证,他抱怨;神圣的他将在来世对每一个人进行审判,他公正,他牢记,他不偏袒,他也不受贿。不要凭想象去指望坟墓将成为避难所:你们具形,你们出生,你们生存,你们死亡,你们接受我的审判,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因此,身为犹太人的茨威格在死亡面前是非常坦然的,他在《论健康与非健康的思维》一文中写道:

要确切知道生命前程将会发生什么是太困难了,可以知道的仅仅是只有死亡是确实无疑的。死亡是证明生存过的最根本的基础,能够生存就意味着最终不得不死亡。那些认为从生存中退出也许会从死亡退出的人们,实际上只是从生存中离去了,他想从中逃离的死亡却紧紧包围在他周围,使他难以逃脱……

死亡是无药可治的,即使是健康也不能治。但是只有健康的人才有力量从生走到坟墓。病人祈祷死亡,把自己背在死亡的背上,由于对死亡的恐惧而半死。健康的人则是“在适当的时候”才遇上死亡,它是他的好朋友,知道当他来临时他会从他那恐惧、疲倦、失望的兄弟――那具带着僵硬面具的生命手中接过闪耀的火炬,他会把火炬猛掷在地将它熄灭,在刚启明的天穹之下而火炬已熄灭之时,他将已经咽气的人抱在怀里,这时生命闭上了他那雄辩的唇,而他却张开他始终沉默的嘴问道:“你认出我了吗?我是你兄弟。”

“你认出我了吗?我是你兄弟。”何其平静的心态,因此,每一个犹太人在苦难面前,绝不抱怨和哭泣,要么是静静等待和反抗,而绝不麻木苟活如一头快乐的猪。

自患病以来,卡夫卡的生活一直面向死亡。在病情确诊以后,家里让他乘车去姐姐家。父亲商号里来了两个人,用手推车帮他搬运行李。他对有人说:他们是为棺材而来。他总是拿死亡同常见的一幅油画相比较,“就像学校墙上挂着的那幅亚历山大之役:重要的是要使我们的行动在我们一息尚存的时候就使这幅图画变得暗淡无光,甚至全然消失。”那么,他对死亡的态度如何呢?作为一个饱经疾病熬煎的人,他把死亡视为安息和解脱。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一再提到对死亡寄以无限的“信赖”。《圣经》认为,人是有罪的,因而肉体终归死亡。

我为什么要来全面地评述一下卡夫卡世界观的性质;或者说,我们为什么要来评述他的奉献精神呢?他所走的道路难道不是弯路亦或歧途吗?我们是不可以这样来认识问题的。任何疾病(一切莫名其妙的现象除外)都是向人提出的问题。人所发现的答案,同时也就是他对人生真谛的回答。不过,这样一来,歧义也就被掩盖起来。因为,这样一来,在信仰(等于通过处世经验而去寻找真谛)即人的意志设定之外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正义与和解的一致;无论如何也谈不到信仰与健康、非信仰与疾病之间的一致。心身医学某些代表人物必不可免的危险也就在于此。对这个问题人们只能说,不许在卡夫卡致死疾病与其世界图景之间寻求什么因果关系。

那么,他认为自身漫长的垂死有什么意义呢?他要医生速赐一死,他说现在一切只剩下痛苦和折磨,这又意味着什么呢?用一句大白话来说,生命的真谛就在于,继续他以往从事的研究及其他有益的工作,同时忍受疾病一类无法改变的外部事件。千真万确,就是疾病本身也属于生命的意义,疾病等于他生命之半――危难、黑暗、损坏。癌症最后一次复发,亦即临终前的6个月,他从容地道出了肺腑之言:“毫无疑问,这是我可爱地癌瘤的一次新的萌生,我与它共存了16个年头。到底哪一个更强,事先不好作出预言。”( 193935致阿诺尔德·茨韦格的信)。他与疾病的共生现象,好比是一个绝妙的同盟。在他等待切除下颏伤口的一块骨头(他疼得实在无法忍受)时,他写下了这样的话:“我就像一头饿疯的狗,在等待已答应我的那块骨头――只不过是我自己身上的一块。”如果我们在这里简单地说他与癌症共存了16个年头,那么切不可错误地认为,弗洛伊德以此而实现了英雄主义的理想;以为弗洛伊德恪守的乃是斯多噶派对生命的态度――完全的冷漠。我们要问,弗洛伊德是每天必须和他的病人们的下意识打交道的,他得有高度的敏感,富有同感和同情心并且倾向于用“第三听觉”来听的。这样的人怎么会对生命采取如此冷漠的态度呢?情况不是这样的。这是无限的痛楚和折磨攫取了他,使他悲哀、迷惘乃至绝望。他脑中也掠过听之任之的念头:“搁置工作和责任吧!找个安静的去处,等待自命的自然终结。”1931年手术后第一次复发,这是严重的警告,证明肿瘤并未彻底根除。这时他曾问打算动手术摘除的外科医生,是否有可能听其自然,冒一冒恶性发展的风险。皮希勒博士不同意,坚持手术治疗。害怕的时刻也曾有过,“担心久病不愈,丧失工作机会”;也有过这样的时刻:既希望安宁,又担心复发,处于两难的境地。安宁,当然会使生命得以延续,而可以想见的令人忧心的痛苦却使他倍受折磨,1936年致马丽·波拿巴的信,就透露了这种心境,后来,他又一次振作精神回到了现实,用他自己的话,他重又“处于自我统治之下”。早在1926319,他就曾致信艾廷贡说:“人也可能遇到不利因素,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很有这种可能,然而谁也不相信这一点。请不要错会了我的意思,千万不要以为我变得垂头丧气。如果人们在一切情况下都能保持清醒的判断,我认为这本身就意味着胜利。”

一点也不错。清醒的判断,理性的需要――这就是他最后十分珍惜的价值。他曾致信在伦敦的弟弟萨穆埃尔:“我认为生命不是朋友。一定程度来说,我已是一艘破船。但是,――我仍有精力,我又投入了工作――”就是在万分困难的情况下,他也力图如此。1931年,在确诊癌症第一次复发后第二天,他曾在信中说:“现在,我对自己很不满意。一个新出现的不安和威胁使我慎思明辨的漠然态度受到了伤害。不过,一旦情况大白之后,我还会漠然处之。”弗洛伊德不止一次地谈到他对疾病地漠然态度。也许他在感觉自身“像一座被痛苦环绕的孤岛”的逆境中,必须保持冷漠(1939616致马丽·波拿巴的信)。其实,直至生命的最后年代,他都是满怀生机、感情丰富、目的明确的。“人自始至终都是自身感觉的奴仆――”,――他在一封信中这样说:他很担忧,不知是否能把本来要写下来的东西形诸笔墨:他不放心别人对他著述的翻译质量;担心“精神分析运动”能否顺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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