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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雄飞

著名出版人,《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的图书策划人

 
 
 

日志

 
 

“草原部落”的最后日子  

2006-07-20 18:07:00|  分类: 我的报道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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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原部落”的最后日子(2) 

 

                                          申维

 

    周末,我和J一起进教堂。我们先坐车到黄村,然后再转车到一个乡村小教堂。教徒们都是从很远地方赶来做礼拜的。我还记得牧师领我们祈祷时说:“主啊!求你赐给我们国家的领导人智慧吧,让他们变得越来越聪明,治理好我们的国家,引领着我们的百姓们过上好日子。主啊!让我们在这里,替这些领导们祈祷吧……”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啊,没有谁不希望国家富强,没有谁不希望人民生活改善。神赐福黎民苍生!

我曾经问过酋长,作为一名成功的出版商,是否有什么主导思想?还是歪打正着,碰运气,市场行什么就“操做”什么?酋长的肥手在空气中挥来挥去,他只有兴奋时才如此,扯着嗓门说:“男人搞女人叫‘操’,女人搞男人叫‘做’。虽说现代市场离不开‘操和做’,但你没有特色,没有主导思想,你同样不能成功。草原部落提倡的是王元化先生在《学术集林》创刊号上说的,‘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我们就是要在当今时代提倡‘人性、理性、智性”’比如,近期出的‘知识分子文存’。如何把思想推向市场,让饱满的种子撒向人们贫瘠的精神家园?市场走俏的不应该仅仅是可口可乐、麦当劳、黄色小带、流行歌曲。市场是一个开放平台,有多方位、多层次的需求,只要你有自己的特色——‘比较优势’,你就可能生存。”草原部落是要当思想者的“媒婆”。我们要用一流的作品,培养出一流的读者,而不仅仅把读者视为消费者。

关于什么是自由主义?酋长引述了朱学勤先生在《1998:自由主义学理的言说》中的观点:“它首先是一种学理,然后是一种现实要求。它的哲学观是经验主义,与先验主义相对而立;它的历史观是试错演进理论,与各种形式的历史决定论相对而立;它的变革观是渐进主义的扩展演化,与激进主义的人为建构相对而立。它在经济上要求市场机制,与计划体制相对而立;它在政治上要求代议制民主和宪政法治,既反对个人或少数人专制,也反对多数人以‘公意’的名义实行群众专政;在伦理上它要求保障个人价值,认为各种价值化约到最后,个人不能化约,不能被牺牲为任何抽象目的的工具。”

我记得谢友顺写过一篇《当自由主义处于弱势的时候》,其实,在中国,这个具有东方专制主义色彩的社会里,自由主义一直都是处于弱势,从未强势过。从“五四”胡适等人起的自由主义传统,在近百年的运作中,不是强化,而是丧失。李慎之先生说:“中国近代史其实是一部自由主义理想屡遭挫折的历史。”

今天,新左派的得势说明其拥有更广大群众的基础。我们的民众奔小康而去,远未到“不自由毋宁死”的状态。我们更不可能搞雅客宾专政,“公民不自由,就强迫他自由。”中国的老百姓凭借自己的直观感受,把社会分配不公,腐败等现象归罪于市场经济,归罪于对外开放,仿佛近几年的改革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即使是生活在国外的知识分子,由于个人的特殊经历,往往助长其成为民粹主义者,盲目的爱国主义成了一种排外、拒外的因素。旧的左派势力有随时死灰复燃之势。这几种力量的汇聚成了当今新左派的社会基础。

对于中国的老百姓来说,民主意识还远未成为一种现实的必需品。他们宁愿要一个能给他们馒头的暴君,也不愿接受一个给他们说话权利的民主。自由还远未成为民众的迫切的需要。人民依旧生活在蒙昧之中。今天的民众只寄希望于一个封建社会的海瑞、包拯和刘罗锅,寄希望于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寄希望于《南方周末》苛延残喘的一块版面。谢友顺的一句话还是严丝到位。他提醒新左派们注意,“自由主义是一切主义的基础。他们对自由主义的一味压制到头来,往往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酋长为什么会选择自由主义呢?这与他特殊的人生经历相关。酋长的父亲是一个普通工人,母亲是不识字的家庭妇女,家中兄弟姐妹五人,生活极其贫困。他靠自己的勤奋学习,终于考上北京财经学院。在学校,他依靠给报纸杂志投稿的稿费自立,没有再要家中一分钱。酋长其实是很有写作天赋的,他时常想动笔写作,不想再出书了。我和J力劝他。我们说,你再怎么写,中国只是多了个三流作家,而少了个一流的出版家。酋长也决不是三流的,我和J的稿子都得到过他的指点。

酋长在校时是建党对象。因为他参加了众所周知的89年的运动,差点儿被学校开除,入党也就自然泡汤。同年,他首先推出了后来红极一时,后又履遭诗界非议的汪国珍的诗。酋长对此的解释是,承认汪的诗是肤浅了些,但在当时,理想主义普遍低落的情绪下,汪国珍的诗确实帮助大学生们渡过了难关,寻找失去的梦和重新确立自己的位置。

酋长大学毕业后,分配至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当秘书。我想,如果一直当下去,现在混个秘书长问题不大,可他只当了两个月的秘书,就辞职下海。按酋长的说法是对官僚体制的不满。他去了海南,与当地政府合作开了一家蒙古口味的饭店。当时,生意出乎意料的红火。他加大投资后,回内蒙探了一趟亲,半个月后,回到海南,发现政府方已经单方面解除了合同。民告官的后果可想而知,即使你赢了,一个外乡人也无法在海南立足。这样,酋长就一无所有地回到了北京。

这件事对他影响很大。他面对这种社会的不公正,以权谋私,权大于法,作为普通民众所处的无援状态,他不是像一些人那样,希望回到过去,回到所谓“民不畏贫,畏不均”的状态,也不是寄希望于现代社会的乌托邦,而是现实地认识到,社会的公正和合理必须建立在一个开放的、自由的、民主的、法治的平台上。他阅读了许多学术性著作,在众多的主义和学术之中,最终选择了自由主义思想。酋长从他个人的经历理性地上升到这样的高度:“中国如果不实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就不会有良好的市场体制。这便是一切不公正之源。”

酋长幻想着把他的“草原部落”建成中国的蓝登书屋。他说,他今天的努力,是为了将来,20年后,他所出的这些书没有任何价值。等到将来他女儿做书商时,那时候,市场只需求卡通和科幻读物。酋长说他这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办一个好的出版社,一份好的报纸和一所好的学校。他说人的一生所做的事是有限的。他能做完这些,这一生也就无愧。我通过与酋长有几次交谈,我真的把他与一般意义上的书商区别开来。或许,这社会可以容得下一个书商,却绝对容不下一个思想的传播者。这就是酋长和“草原部落”最终将被取缔的原故。

有一天,我去拜访作家周忠陵。周是我在鲁院的同学。晚上周请我吃饭,饭桌上介绍我认识刘晓波。很久前,我就听说刘晓波死了,还说他死在狱中,说有病不让医治等,可现在刘晓波好好的和我们在一张桌子上吃烤鸭。周忠陵说,刘晓波不同于一般人,“**”的那伙人现在都跑到国外了,晓波要想出去,早也可以出去,但是他哪儿也不去,留了下来。你让我坐牢,我就坐牢;你放我出来,我就思想和写作。这就是刘晓波,软硬不吃的刘晓波。其实“**”那伙人,跑出去的往往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就失去了光泽,噢——,那么多的学生为你们宣扬的理想和主义而牺牲,而你却好,跑到国外去充当民主的英雄,领美金,或者美化自己。你既然想革命,既然真的爱国,就别怕牺牲吗。你就该像谭嗣同一样。

通过与刘晓波的接触,我对草原部落及酋长前途有了新的看法。我认为,现在不同于从前,现在只是精神上压抑你,而从前却是从肉体上消灭你。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别,也可以说是进步吧。你看,像刘晓波这样的重头戏,现在还好好的呢,最多是安全局监控。所以,酋长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就现在大气候下,他们也不至于从草原部落所出的书中下手。他们会从你的经营状况入手,比如是否非法经营,偷税漏税,或者生活上是否有失检点。据说某持不同政见者,后来实在找不出人家什么碴,就从那人家中搜出几盘满大街卖的光碟,说他看黄色光碟,予以拘留。

马兰,你该理解我们。我们毕竟是从一个极左时代过来的人,现在虽说政治气氛比从前宽松,但是大家还是心有余悸的。我们估计“草原部落”的电话已经被监控,所以与外界通话也很小心。比如,刘晓波说“草原部落”出的书很好,让我设法安排他与酋长会面。酋长也表达了对刘晓波的敬意,但最终还是推辞了,至少觉得在目前的形势下还是不见的为好。

我们考虑到草原部落的压力太大,决定暂时出一些“休闲文丛”。这就是后来出的鲍尔吉·原野的《掌心化雪》,沙碧红的《无家可归》和J等四人的《另类童话》等。虽然我和酋长相处关系融洽,但是,我还是不知道他是否会出我的书。因为酋长出书极为挑剔。我得等他认真读完我的小说后,再作决断。恰好那段日子,酋长特别忙,他每天只看一段,而且总是选取晚上睡觉前。我对他选择这样时间段看我的小说表示不满。酋长说,这是最佳时间段,在他疲倦时,如果小说还能读下去,一定是部好小说。他一会儿说好,一会儿又说不好,搞得我心悬着,直到有一天,他对我说,他昨晚终于看完我的小说,写得不错,可以出。他还替我的小说名字想好,叫《中国病人》。更令我高兴的是,我的小说将和史铁生,李锐,王彬彬的一同出。

史铁生无疑是中国最好的作家。他的《在那遥远的清平湾》很久前就出名。特别是《我与地坛》,被评论界认为是跨越两个世纪的经典。山西作家李锐是诺贝尔奖评委马悦然教授欣赏的,而且是中国三个诺贝尔奖提名者之一。王彬彬前几年和王蒙之间的争论,即“二王”之争。他以一名新锐评论家的姿态闯入文坛。我的名字能和他们同列,感到受宠若惊。我的小说现在的名字叫《爱情乞丐》,这样的名字只有出版社想得出来。这是因为卫慧的小说《上海宝贝》出了问题,所以,出版社对《中国病人》这样的名字敏感。大家的神经这根弦总是绷得紧紧的,这就是我们的生活的现状。

我编审了《中国诗坛一百单八将》,《十佳名刊小说精选》,《北京文学小说精选》等。这些都是一些不会捅什么漏子的书。我们并不看好这几本书,因为现在的文学期刊的确是很让人失望,基本上说,好的作品是出不来的。当然,这是受大气候的影响。酋长说,现在已经没人出诗。他出这本诗集,目的只是对中国诗歌作一点奉献,不能什么事都只想着钱。我等到书编得差不多了,就决定先回去。酋长送了全套的草原部落出的书,让我有空研读。我也觉得作为一个小说家,也应当多读些理论书,提高自己的理性思维能力。目前,中国文坛的新生代作家,绝大多数具有新左派思想。我认为这与他们的理论功底欠缺相关。某个环节的薄弱最终会阻碍你成为真正的大师。

离开北京前,J陪同我去逛圆明园。在这之前,我还从未去过圆明园。圆明园里最壮观的景色还是大、小水法和观瞻台。这儿有一种残缺之美,在夕阳之下,一种“西风残照汉家陵阙”的悲怆之态。而且大理石有随时都可能倒落下来的危险,就像是一个悬在心头的巨大感叹号。人们走近就可以看见大理石上涂满了字,有钢笔,圆珠笔和小刀子画的,写着:“我日八国联军姥姥。”“狗日的洋人。”“我操你洋人的祖宗。”“爱我中华,扬我国威”等等。我想新左派们见此一定会激动得回家写抒情散文。洁白的大理石被涂画的污七八糟。文盲不是爱国主义。这些人连爱护古籍文物的基本常识都不懂,还谈什么爱国。中国的富强是不能寄希望于义和拳兄弟的。

我坐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一个人悄悄地坐到了我的旁边。他问我去哪儿?我说去江苏。他又问我到北京来工作还是玩的?我说玩的。他就手搭在我的肩上,说哥们,有一件事想请你帮忙。开始时,我正低头看报纸,所以就没太留神。我放下报纸,打量这人。见他西装革履,一个精瘦的汉子。我感到情况有些不妙,心想,安全局在这儿下我的手了。我决定只有将事态闹大。我就反问,我为什么要帮你忙?那人目露凶光,说你为什么就不能帮我忙?我站了起来,一副准备应战的姿态。他说,你坐下继续看你的报纸吗。我拎着行理挪到了另一边。四周的人都好奇地看着我们。那人缓缓站起,然后就像兔子一样地溜了。我现在也不能确定那人的身份,或许只是一个小无赖,总之,首都车站有这样的无赖存在不是一件好事。

我刚回家没几天,就接到酋长的电话。他说他住在南京大学,让我赶去会合。我们住在南大兰园招待所。酋长这次南巡一是收书款,二是接交写作读书的朋友。我记得那天是清明节。一早上,酋长就往内蒙打电话。他那粗犷的嗓音:“爸,还好吗?有谁在家?替我给妈上坟,我回不去……”酋长打完电话后,这个二百斤重的壮汉,像孩子似的伏在床上抽泣起来。他独自哽咽了一会儿。我说:“酋长,今年是可我唯一一次没给母亲上坟了。虽然南京离扬州很近。”酋长说:“只要意思到就行啦。母亲会理解我们的。”是的,母亲会理解儿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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