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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雄飞

著名出版人,《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的图书策划人

 
 
 

日志

 
 

我的自白!  

2006-04-22 16:25: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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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浙江青年时报》王千马问
 
1.我对出版的兴趣早在大学时代就产生了。我们这一代是经历了“八九”风波的一代,其时内心受到了巨大的打击,于是,整天泡在了图书馆里,一方面补功课,一方面翻阅中外期刊。当时我最喜欢的刊物就是《读者文摘》和《青年文摘》,里边有许多文章和诗对我激励很大,尤其是汪国真的诗,给了我内心莫大的安慰。“不去想是否能够赢得爱情,只要衷情于玫瑰,就勇敢地坦露真诚;不去想未来是平坦还是泥泞,只要热爱生命,一切都在预料中。”这些诗虽然肤浅和简单,但确实深刻地影响了我,让我从失败的阴影中摆脱出来,并编著了一本《年轻的潇洒——与汪国真对白》,未曾想这本书引发了“汪国真热”,于是我就自然而然走上了出版这条道。大学毕业前我曾雇佣了我们北京经济学院二十多个漂亮的女孩给我抄稿子,抄一页给他们0.3元钱,当时还没有复印机,也没有版权法,因此,我大学一毕业就出版了近40本书,光稿费就拿了六万四千元。值得一提的是,那时我邀请了我们学校的八位教授和十几位老师撰稿,编写了一部一百多万字的《枭雄兴亡录》,介绍了100多位中外历史上的枭雄,当时,我一领到稿费就给我的老师们发稿费,所以,从来不用考虑考试不及格。这都是有趣的回忆。
那时候,我还没有真正介入出版业,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撰稿人或主编。时至今日,中国的出版业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每五年就发生一次新的洗牌活动。从1991年到1995年,中国出版业在计划经济的大海中产生了市场经济的大浪,中国民间出版商已经诞生,虽然比其他领域的市场经济慢半拍,但毕竟出现了市场经济,只不过是处于无序竞争或低级竞争罢了,剪刀加浆糊和市场跟风就可以发大财;1996年到2000年,中国出版业出现了工作室现象,一批文化人进入书业,大的民营书店和民营文化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品牌竞争初露端倪,除了三联、商务、中华书局等老牌出版企业外,上个世纪末的“布老虎”和“草原部落”各领风骚三、四年,让人感受到真正的商业、文化和思想的竞争。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出版业已出现了一种完全市场化的格局,除了意识形态控制的因素一时无法改变外,几乎所有的出版社和出版商都转变机制和观念,老牌书商纷纷落马,出版集团陆续挂牌,文化公司一马当先,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市场的细化、选题的定位、人才的竞争、品牌和风格的塑造,出版资源的重新整合,让人耳目一新。可惜的是,虽然每年有近十万种新书出版,而且许多书无论从印刷和装帧方面完全可以和世界接轨,但仍然有大量的垃圾产品,两极分化现象非常严重,中国的读者也两极分化非常明显,一类人绝对追求休闲、享受和小资情调,甚至庸俗和媚俗化现象非常严重。但另一类人也绝对追求文化和思想,尽管读者数量有限,但中国人也终于产生了吃“精神细粮”的胃口。
面对这种改变,让人喜忧参半,一方面市场经济和多元化乃大势新趋,可以满足各种人的阅读趣味。但另一方面,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宽容下,市民文化和庸俗的大众化现象也大行其道,再加上中国没有形成真正的知识分子群体,这种恶果愈演愈烈。
2.我对自己“民间”的这一定位,不是有意而为之,而是我一直就是“民间”的。我大学毕业后,只在政府机关工作了半年,就受不了那种约束,于1992年就下岗了,也下海了,我一直在靠着自己的追求和志趣在引导和适应着市场。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民营”出版业确实是一片方兴未艾的产业,总有一天会主导文化和潮流。
3.我对别人对我的评价一般是不在意,即使是把我称作“文化商人”也是我的创意,后来又把自己称作“民间出版家”也是自己的希望。因为在中国这样一片土地中,做一件事情很难,如果在思想和文化上追求纯而又纯的自我定位的话,恐怕“死无葬身之地”,正如一句犹太格言所说“我曾经梦见自己为国捐躯,一个给我揭棺材盖的人却向我索要小费。”但市场化是一个躲避不开的存在,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这是一条铁的规律,只要守住良知和良心的底线就行了,我们可以十年不将军,但无一日不拱卒。我不能保证每一本书都是“好书”,但我争取不出一本“坏书”;我的自我定位是:为思想者找市场,为市场找思想者。愿天下人都要好书看;“好书”有两层涵义,第一层涵义是“有价值的书”,第二层涵义是“畅销”的书。如果一个人仅仅是一个出版商的话,他只追求自己的书畅销,而不管他出的书是否有价值;如果一个人是一个的作品出版家的话,他不仅要发现那些“有价值”的书,同时要挖掘那些“有价值”的作者,同时让他们变成畅销书,中间这段距离,就是他的价值。
4.关于这一点,我深有同感,中国真的是“出版家”太少,“出版商”太多,所以跟风炒作大兴其道,乃至于书业才垃圾丛生。
5.我和黎鸣先生的全国巡回演讲“策划已久”,一来是我们都渴望到全国传播文化交流思想;二来我们都认为自己是“演讲家”;而客观上巡回演讲确实扩大了我们的影响。至于是不是“文化作秀”,我相信读者自有定论。“作秀”是没有风险的,而我们是“批评长征”,是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愚蠢举动,“作秀者”有那么勇敢吗?我们的行为是“堂?吉诃德”大战风车,是思想和文化的“两万五千里长征”,难啊,累呵!
6.我们对中国绝大多数的文人都评价不高,这是一种苛刻的标准,如果没有这种批判的态度,中国的文人永远也不能进步。如果完全是为了一种商业目标的话,我完全可以多讲编辑出版和犹太学方面的内容,为什么要对那么多作家大加抨击呢?确实是“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呐喊”。当然,观点么,难免有失偏颇,因为任何人都不能保证自己所讲的都是正确的,但我信奉三句话:第一句话,我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但愿有可能阻止一个知识分子向世俗化的堕落;第二句话,我能用一句话就戳穿一个大人物,就像用大头针把蝴蝶钉在墙上一样;第三句话,尽管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是我愿意用生命来捍卫你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
中国的好作家当然有,我在《与魔鬼下棋——五作家批判》一书中认为,中国可以跨入21世纪的作家只有三个半:杨显惠、尤凤伟、阎连科和北村,当《往事并不如烟》和《中国农民调查》出版后,中国跨世纪的作家就有五个半了,再加上章诒和和陈桂棣。他们既不逃避历史,也不逃避现实。
7.我出的每一本书都代表我真正的思想追求和共鸣,我首先是一个读者,只有打动了我,我才能去推广他们,为思想者找市场天经地义。但以一种作秀和“出位批判”的方式去推销自己的产品是可耻的,我出的每一本书都代表我当时的思考方向和水平。《与魔鬼下棋》更是如此,其中有许多文章就是本人亲自执笔的,否则,我怎么敢承认自己是“半个文学批评家”呢?
8.我眼中的“黑暗”现象就太多了,中国有多少问题就有多少“黑暗”,权力与市场、法律、医疗、三农问题、三工问题、小煤窑现象、贫富极化现象、教育问题……无不牵动着我的心。可以用我最喜欢的两句诗来概括我真正的心情: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9.我觉得我们的“呐喊”影响非常大,毕竟在全国近40所大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给他们提供了另外一种评判模式。许多文学博士毕业论文的题目本来是某作家“赞扬性的阐释”,等听了我的演讲后,改为“批判性的表达”,至少有10名女博士拜我为师,这就是成果呵。此外,全国近百家媒体报道了我们的观点,只要这些“伪作家”们再有新书出版,许多读者在掏腰包购买时,就会想起我的批判,毕竟有不同的声音吗。
至于中国作家的集体沉默和“懒得理会”,映证了他们的自卑和缺乏对真理的探求。这恰恰说明中国作家集体的堕落和贫血缺钙,绝大多数作家是帮忙和帮闲的“软体动物”,他们怎么敢和我们辩论呢?再说了,中国作家大多是小学文化和高中毕业,而且大多不学无术,理论功底也不行啊!
正因如此,我郑重向中国作家提出三个问题,要求他们在写作中回答我的问题:
一、我们的历史和文化,是一种什么样的历史和文化?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二、在这样一个时代中,每一位作家和每一位作品中的人物,如何体现自己的价值?
三、面对这个时代中的黑暗和苦难,以及弱势群体,我们究竟持什么样的态度?
穿过这个平庸时代的喧嚣和贫乏,我们热忱地等待着我们。人不一定使自己富贵,但一定可以使自己变得崇高。谢谢采访,你的每一个问题都让我有话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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