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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雄飞

著名出版人,《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的图书策划人

 
 
 

日志

 
 

全国大学巡回演讲之三  

2006-04-15 15:46:00|  分类: 我的演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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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庸时代的自我选择
——在厦门大学的演讲

厦门大学的同学们:
你们好!今天晚上的人太多了,感谢你们的重视,也感谢朱水涌教授的热情相邀和周宁博士的热情款待。原定于在福建师大的演讲被取消,可见福州比厦门保守多了,同样是一个省,为什么学校与学校的差别这么大呢?本来厦门的演讲是由厦门市新闻出版局来安排的,我和黎先生的15部作品早已签好名空运到厦门,说是要在“书香节”上拍卖,可后来出版局的领导通知我们说演讲被取消了。我不知这是为什么,就给朱水涌教授打了一个电话。我和朱教授有一面之缘,那是1999年的冬天,我陪余杰、摩罗、孔庆东“三匹黑马”踏雪寻梅来过一次厦大,而且还由晓风书屋安排在福建师大作过一次演讲。未曾想朱教授很快就落实了此事,真是太感谢了。我和黎先生此次全国进行“两万五千里文化长征”,是一种自发行为,全是靠朋友的帮助和推荐,演讲也大多分文不取,完全是一场文化启蒙,目的就是让中国人尽快聪明起来,让中国的大学生尽快聪明起来,这样中华民族在21世纪才有可能完成伟大的“文化复兴”,完成真正的“三个代表”。这就是平庸时代的自我选择。
(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黎鸣先生在演讲中最喜欢提到康德的三句话:我是谁,我能做什么,我应该希望什么。第一句话是一种存在判断,第二句话是一种理性判断,第三句话则是一种道德判断。那么,我今晚的演讲就围绕这三句话展开。
我是一个农民的孩子,出身于黄河边的一个小村庄,1987年就读于北京经济学院计划统计系,1991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内蒙古政府办公厅当秘书。工作了半年后,我就觉得我不适应政府的工作,我当时把秘书工作总结为六个字:服务、服从、服气。我想,我可以为政府服务,也可以服从领导的安排,惟独对那些平庸而无能的人能当上大官,而且不负责任的颐指气使不服气啊。于是,我于1991年底调到内蒙古地矿局环境地质研究所当会计,又工作了3-5个月,我就下岗了,同时也下海了。起先我去的是海南,先后搞过餐饮业和旅游业,最后还是选择了写作,并参与出版策划业,我于1996年3月8日正式和几个哥们成立了“草原部落创作室”。据说是全国第一个民间的创作室,先后主编出版过《儒商时代》、《世界十大名牌经营策略》、《资本家的秘密》、《夫妻兵法》和《犹太人之谜》等畅销书,几乎每本书的发行量都突破8万册。我当时的出版理念就是:笔杆子里面出效益——效益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口号是:一不反动、二不媚俗、三要有品位。1998年的时候,由于突飞猛进的市场情况,我和“草原部落”正式移师北京。到北京推出的第一个系列就是“草原部落黑马文丛”,紧接着就是“草原部落名报名刊精品书系”和“草原部落知识分子文存”,我称之为“前草原部落时代”,未曾想一炮而红:先后把余杰、摩罗、孔庆东、谢泳等新锐作家推到文化前台;把《天涯》、《北京文学》、《上海文学》、《黄河》、《文艺争鸣》、《书屋》等杂志变成思想型的名报名刊;把朱学勤、秦晖、徐友渔、钱理群等一流学者的思想推向民间。从此引发了世纪之交中国文化和思想界短暂的活跃和繁荣。我当时给自己的定位是,由一名出版商变成编辑家和民间出版家,愿全天下的人都有好书看,所谓“好书”有两层涵义:一是有价值的书,二是畅销的书。如果一个人仅仅是出版商的话,他只追求书的发行量,而不管出的书是否有价值;如果一个人是出版家的话,他不仅要发现那些真正“有价值”的书,同时要发掘和培养那些“有价值”的作者,并让他们畅销起来,中间这段距离就是他的价值。我的编辑理念就是四条:提倡优美的文笔和深刻的思想相结合,倡导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关注社会现实和人文精神,弘扬人性、理性和智性。
草原部落的 “繁荣”持续了3年后消失了,但那些作者却留在了中国学术界,许多人成为自由知识分子的领袖和中国思想界的“精英”,只有个别人堕落和被淘汰。2002年以后,我的出版生涯进入“后草原部落时代”,我先后以田野、牧歌、苍狼、赛妮亚和亚伯拉罕为笔名又出版了一系列作品,诸如:“文化热点争鸣书系”、“九十年代思想散文精品”、“蓝色书坊”、“蓦然回首”、“大学生读本”,推出的名作家有:刘亮程、杨显惠、筱敏、冯秋子、鲍尔吉·原野、马建刚、刘烨园、单正平;推火的名作家和名学者有:阎连科、尤凤伟、刘庆邦、北村、李锐、王彬彬、李建军、黎鸣、刘兴雨、王学泰和李新宇等。这几年由于家庭的变故和众所周知的原因,有气无力,努力挣扎,但仍保持“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勇气和“明知不可为而为”的精神,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吧。中国是一个磨炼人类耐心的最好地方,我可以十年不将军,但不可一日不拱卒啊!
(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朋友们,这几年我真是历尽艰难啊,想做的事情太多太多,成功的事情太少太少。但是我痴心不改,勇往直前,用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话说就是:“我只害怕一件事情,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
那么,我还希望什么呢?
我有一个梦想,那就是有一天我能完成自己的“五个一工程”——即办一张报纸、一本杂志、一个出版社、一个电视台和一所大学。也许这个愿望我一辈子也完不成,但是我愿意为之努力和奋斗。
昨天晚上来的时候,我在火车上读到这样一部书:《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很受启发。这部书是1942年美国《时代周刊》创办人亨利·卢斯邀请美国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钦斯领导一帮大学教授搞的,专门探讨新闻传播中出现的问题。这帮人后来被称为新闻自由委员会或哈钦斯委员会,成员都是美国各大学一流的教授。这个委员会先后九易其稿,于1947年发表了这部被称作传媒的“社会责任理论”奠基的总报告,在全世界引起巨大反响。
该书开宗明义,在篇首就对新闻界给予当头棒喝——“本委员会打算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新闻自由是否处在危险之中?我们的答案为:是的。”
该书认为,现代新闻界本身就是一个双刃剑。它的典型单位是大型的大众传播机构。这些机构能促进思考与讨论,也能将它们窒息。它们能推进文明进程,也能使之受挫。它们能使人类的品质降低和庸俗化,也能威胁世界和平。它们能夸大或贬低新闻及其重要性,助长和满足某种情绪,制造自以为是的虚构和盲点,夸夸其谈,大言不惭,宣扬空洞的口号。随着新工具的日益先进,它们的影响速度和范围突飞猛进。这些工具已超越了那些珍视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赋予的新闻自由的前辈们的想象力,将谎言散布得更为快捷和遥远。
委员会一致认为:“国家就是一切”这一教条,正在当代复活,德国和意大利显示的极权主义在军事上的失败,未能终结这一教条的影响力和吸引力,新闻自由是极权主义要打倒的头号目标。如果现代社会需要大众传媒,而且民主社会又对这些机构无法控制,那么这些机构就要自我约束,否则就要受到政府控制。而如果它们受政府摆布,国家就失去了反对极权主义的主要卫士——而且就会同时向极权主义迈进一大步。
新闻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基础。哪里的人们不能自由地彼此传递他们的思想,哪里就没有自由可言;哪里存在着表达自由,自由社会就在哪里发端,因而每一种自由权的扩展就具备了现实性。因此,表达自由就是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它是美国宪法《权利法案》中所规定的。文明社会是一个思想观点的运作系统,它依靠消费思想观点来维系和变革。因此,社会必须保证其成员尽可能多的进行表达,同时排除一切阻碍思想观点正常流动的障碍。有价值的思想在首次提出时难免有失偏颇或粗糙,甚至是危险的,但要给他们保存其终极价值和通过批评获得发展的机会。所以,发表思想观点的人需要受到特别保护。
既然新闻出版自由总是处在危险之中,那么文明社会也总是危险的。横亘在思想观点自由流动路径上的,是既有的权力中心。政府的作用在于:维持秩序以及为维护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而对集团利益或怨恨的种种表现——蓄意破坏、敲诈和腐败,加以基本制裁。反之,表达自由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义务和国家所赋予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精神权利。公民的良知是国家保持活力的源泉,是充分开展公共讨论的基础。从而激发和拓展公民心智的力度和广度,否则,一个社会就不能自治和运转。这一过程的本源是个人思想家对其思想的义务,在此构成了其权利的首要基础。但是保障这一精神权利能够有效利用的另一前提是,自由表达者不能是一个撒谎者、容易被利益和政治收买的文丐或不诚实的蓄意煽风点火者。当然,这种自由表达权利也包括犯错误的权利,因为自由是试验性的,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也难免产生谬误,只要不是蓄意和不负责任就行。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发起人的目的是防止政府干涉表达。其伟大的缔造者杰斐逊说:“民意是我国政府赖以存在的基础,我们的首要目标是保持这种权利;若由我来决定我们是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没有政府的报纸,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但是我必须说明:每个人都应该得到这些报纸,并有能力阅读它们。”新闻自由委员会认为,表达自由的惟一严重障碍是政府的新闻检查制度。
现代工业化社会、危急的世界形势以及对自由的新威胁,这种种的复杂局面意味着,新闻界担负起新的公共责任的时候已经来临。那么,新闻界就不得不去发现一个自由社会的要求是什么。哈钦斯委员会的成员一致认为,我们的社会今天需要的是:
第一、一种就当日事件在赋予其意义情境中的真实、全面和智慧的报道;
第二、一个交流评论和批评的论坛;
第三、一种供社会各群体互相传递意见与态度的工具;
第四、一种呈现与阐明社会目标与价值观的方法;
第五、一个将新闻界提供的信息流、思想流和感情流送达每一个社会成员的途径。
那么,实现新闻自由的原则有哪些呢?
1、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各方;
2、利益各方的自由;
3、发布者的自由需要保护;
4、保护表达自由的有效力量是共同体和政府;
5、政府保护反对政府的自由;
6、作为一项权利的表达自由;
7、表达自由作为精神权利不是无条件的;
8、自由的权利包括犯错误的权利;
9、滥用权利不会导致法定权利的丧失;
10、法律对滥用表达自由的宽容是有限度的;
11、被赋予公众利益的新闻界;
12、可问责的新闻界与负责任的共同体;
13、凡是值得公众倾听的思想观点都让公众倾听;
14、永恒的目标和可变的实现过程。
尽管美国的新闻自由也是有缺限的,但这部书中所阐述的观点却值得我们牢记。
(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2001年的时候,我曾在中国工人出版社策划出版过一部有关新闻自由的书:《百年沧桑——王芸生与<大公报>》,这部书的作者是王芸生的儿子王芝琛先生。书中对《大公报》的含义,办报的原则,以及有关的案例作了详尽的介绍。
何为“大”?大是道——真理的代名词;公,是无私与包容。合起来的意思就是,“有容则大,无私则公”。其办报的“四不”原则是“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什么意思呢?不党,是指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不卖,是指不以言论作交易;不私,指报社同仁,愿为公众喉舌;不盲,发表言论时不随声附和,不盲动。《大公报》开创了中国新闻界“文人论政”的传统,为中国的新闻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风格和原则同美国哈钦斯委员会倡导的新闻自由,有异曲同工之妙,只可惜其历史寿命不长,现在只留下一家香港《大公报》。但其倡导的新闻原则,好歹也为中国人争回一点面子。
(热烈的掌声)
现代的中国新闻界,真是无法让人满意。用尼采的一句话说就是:平庸是这个时代的危险所在,它无法再吸收传统知识;现代生活杂乱无章,令人湮没无闻;现代的喧嚣令一切无以生长;人们谈论一切,却对一切闻所未闻;一切都掉在浅水中,没有什么沉入深深的井中;一切都是飞短流长,一切都是流言蜚语。
我们应该敢于承认一个基本事实,这个事实便是——在这个平庸的时代,最坏的都活下来了,最好的死去了,我们这些还能逃生的,发挥不出真正的价值。那么,在这个平庸的时代,我们除了撒谎和同流合污,还能做什么呢?
我期待着大家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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