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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雄飞

著名出版人,《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的图书策划人

 
 
 

日志

 
 

学者成为一个民族的精神领袖  

2006-11-04 11:02: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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茨威格在回忆录中写道:

 

只是到了很久以后我才明白,那种“上流”家庭的观念——在我们男孩子们看来完全是假贵族的一种装模作样——表现了犹太人最内在和最令人不解的意向之一。一般人都认为发财致富是犹太人的最终和典型的生活目的。然而没有比这看法更错误的了。发财致富对犹太人来说只是一个过渡阶段,是达到真正目的的一种手段,而根本不是他的内在目标。一个犹太人的真正愿望,他的潜在理想,是提高自己的精神文明,使自己进入到更高的文化层次。这种把精神视为高于纯粹物质利益之上的意愿,早在集中反映了整个犹太民族的弱点和优点的东方正统的犹太人中间,就已表现得一目了然:一个虔诚者,一个研究《圣经》的学者的身价,在全体犹太居民中间要比一个富翁高一千倍。就连最有钱的富豪也宁愿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穷得像乞丐似的知识者为妻,而不愿嫁给一个商人。这种对知识者的敬重,在犹太人的各阶层中都是一致的。纵然是扛着背包、冒着日晒雨淋沿街叫卖的最穷的小贩,也都愿意作出最大的牺牲,想方设法至少要让自己的一个儿子念上大学。倘若在自己的家庭成员中有一个人明显地成了称得上有知识的人,如当了教授、学者、音乐家,那么就会把这种荣誉头衔看做是属于全家的,仿佛他通过自己的成就会使全家人都变得高贵似的。在犹太人的内心,都不知不觉地在竭力避免成为一个道德上不可靠、令人讨厌、小里小气、把一切视为交易、只讲做买卖的无知无识的人,而是努力争取跻身于较为纯洁、不计较金钱的知识者的行列,说得直率一点,仿佛他要把自己和整个犹太民族从金钱的不幸中拯救出来似的。因此,在一个犹太家族中往往是经过两代人或至多三代人以后,追求财富的劲头便告衰竭,而且恰恰是在家族的极盛时期遇到了一些不愿接受自己父辈的银行、工厂、规模巨大和生意兴隆的商号的子孙。例如,有一个罗思柴尔德勋爵成了鸟类学家,有一个华伯成了艺术史家,有一个卡西雷尔成了哲学家,有一个塞松成了诗人,这些都不是偶然现象;他们都被一个无意识的相同欲望所驱使,即:要使自己摆脱那种只知冷酷地赚钱的犹太人小天地。也许这也正表现了他们那种隐藏的渴望:通过进入知识阶层,从而使自己摆脱那种纯粹犹太人的气质而获得普遍的人性。也就是说,一个“名门”世家的涵义并不仅仅是指这种称呼所表示的社会地位,“名门”世家是指一个犹太家庭通过它对另一种文化和尽可能是一种兼容一切的文化的适应,使自己摆脱了或者开始摆脱犹太社区强加于它的一切缺陷、狭隘和小气。不过后来由于大量的犹太人从事知识分子的职业,在犹太人中占了过多的比例,这种进入知识阶层的做法,也就像以前只着眼于物质利益时一样,又给犹太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大概这种无所适从。永远自相矛盾的现象,是犹太人命中注定的吧。 茨威格认为,被世界人民称颂为19世纪维也纳文化的十分之九,是由维也纳的犹太人创造的。如果没有犹太资产阶级和犹太艺术家这种坚持不懈激励一切的兴趣,而仅仅依靠朝廷、贵族和那些宁愿赛马和打猎但不愿促进艺术的信奉基督教的百万富翁们的冷漠态度,那么维也纳在艺术方面就会落后于柏林,就像奥地利在政治方面落后于德国一样。谁想在维也纳做一点艺术方面的创新,谁从外地来到维也纳做客,想在这里找到自己的知音,那么就得指望这样的犹太资产阶级。在反犹主义时期,有人想在维也纳创立一家反犹的“民族剧院”,结果既找不到编剧,也找不到演员和观众,不到几个月工夫,这家剧院就垮台了。茨威格继续回忆说:

 因为正是在19世纪的末年,维也纳的犹太人在艺术创作方面变得相当活跃——而在西班牙的犹太人当时正面临着艺术方面的可悲没落——诚然,这种艺术绝不可能是以一种犹太人特有的形式出现,而是通过移花接木的奇迹,表现出最强烈的奥地利和维也纳的特点。在音乐创作方面,戈德马克、古斯塔夫·马勒尔和勋柏格成了国际的人物,奥斯卡·施特劳斯莱奥·法尔、卡尔曼使圆舞曲和轻歌剧的传统获得新的繁荣。霍夫曼斯塔尔、阿图尔·施尼茨勒、贝尔·霍夫曼、彼得·阿尔腾贝格等人使维也纳文学达到欧洲的水平,这是格里尔帕策19世纪奥地利著名剧作家,人道主义者,深得歌德和拜伦的赞赏,代表作有“命运悲剧”《太祖母》、爱情悲剧《萨福》等。)和施蒂弗特所代表的维也纳文学从未达到过的。索嫩塔尔、马克斯·赖因哈德,奥地利著名演员,1900年任柏林德意志剧院领导人。)使这座戏剧城市再度誉满全球。弗洛伊德和科学界的泰斗使早已闻名的维也纳大学举世瞩目。——这些身为学者、艺术名流、画家、导演、建筑师和新闻工作者的犹太人,在维也纳的精神生活中无可争辩地到处享有较高和崇高的地位。由于对这座城市的热爱和那种入乡随俗的愿望,他们使自己完全适应了这里的环境,并且觉得能为奥地利的荣誉效劳,不胜荣幸;他们觉得为自己的奥地利作出贡献,是自己的生命使命,的确,应该实事求是地再次指出这一点:在现今欧美的音乐、文学、戏剧和工艺美术中被人赞誉为是奥地利文化获得新生活的相当一部分——如果不说大部分的话——是由维也纳的犹太人创造的;而犹太人自己则在这种移花接木的工作中达到了千余年以来精神追求的最高成就。几个世纪以来无处寻找出路的智能在此和已趋式微的传统结合在一起,以新的生气和勃然的活力使旧的传统获得新的生命,焕发出新的青春。只是最近几十年想把这座城市强行民族化和地方化的企图,才大大亵渎了维也纳,因为这座城市在精神和文化方面恰恰遇到最多样化的因素,它在思想上完全是超民族的。维也纳的天才——一种独特的音乐天才,从来都是把民族和语言的一切对立因素和谐地融合在自身中;维也纳文化是西方一切文化的综合。凡是在维也纳生活和工作的人都感觉到自己摆脱褊狭和成见。再也没有一个地方能比在那里更容易当一名欧洲人。而我知道,我之所以能早早学会把欧洲共同联合的理想作为我心中的最高理想来加以热爱,在相当程度上应该感谢这座早在马可·奥勒留时代就维护着罗马精神——兼容一切的精神的城市。茨威格的话在另一部有关心理学的书中得到了印证,该书介绍了一位心理学大师弗兰克尔,他也是出生于维也纳的一名犹太人。弗兰克尔曾是阿德勒的学生,创办了从弗洛伊德到弗兰克尔的第三个心理治疗学派。在心理学领域,除荣格以外,几乎是清一色的犹太人,而且大多从维也纳出来,连弗洛伊德本人也概莫能外。在纳粹非常疯狂的时代,弗兰克尔去美国的签证获得了批准,这使他陷入了痛苦的沉思。他遮住了那颗犹太人必须佩戴的黄星,走进了维也纳市中心的教堂,那里正有一场管风琴演奏会。他找了一个座位坐下,默默祈祷:“主啊,给我一个暗示吧!”是留下来与家人在一起,寄望于他们也许会得救呢,还是到美国去,继续他的心理学方面的开创性工作呢?他回到家中时,发现父亲正泪流满面。他问发生了什么事,父亲说:“维克多,纳粹把犹太教堂毁了。”说完他给弗兰克尔看一块他抢救出来的大理石碎片。在他父亲手中这块托拉的碎片上刻着一个字母,正是圣训“给你的父亲和母亲带来荣誉”的第一个字母。弗兰克尔当即给美国大使馆打电话,取消了他的签证。他已得到了他需要的神示。他决定留下来是一种象征自我超越的行为,是一种他所谓的“人格意义”。最后,他在集中营里度过了两年半的生活,并通过对其他犯人的关怀,成为了承载爱的意义的载体。正如他所说:“在集中营时,一个人对母亲的爱使他为了她而活了下来。从根本上讲,他之所以爱我们,能够记住我们,是因为我们所做的事,而不是因为我们的外表。一切出于爱心而做的事都有价值,其余的都将随风而逝。”弗兰克尔虽然认为苦难是人生的一个基本条件,但关键还在于超越苦难并获取意义。他说:当灾难袭来时,我们要问的不是“为什么”,而是“我该怎么做?”在奥斯维辛营,弗兰克尔把自己的衣服上缴后,领到了从前一个犯人的衣服。那个人已经被送到毒气室了,弗兰克尔在一个口袋里发现了一张从希伯来祈祷书上撕下来的纸,上面是犹太教祈祷文中最重要的一段文字。因此,弗兰克尔认为,当苦难不可避免时,只有自我精神力量才能够在悲惨的境遇中发现意义。这就是犹太人的精神追求,而当厄运袭来时,恐怕一切的外在东西均毫无意义。除此而外,强调精神性和社会道德感的犹太教还高度主张思想自由。西蒙娜·薇依是一位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她的生命虽然很短暂,却体现了人生的价值。她曾参加反对纳粹的抵抗组织,生活上她严格自律,只消耗按票证给予的食物数量。这使她本来就比较虚弱的身体很快就垮了下去。她忍受着饥饿和肺病的煎熬,终于住进了医院。在医院里,她为受到某些特殊待遇深感痛苦。因为她为一名上帝的子女,长期以来,她对身处某种特权地位深感厌恶。只有当她同身处底层的广大贫苦百姓在一起时,她才感到自在。薇依很快就去世了,她曾说:“弥留,是至高无上的茫茫黑夜,即使是完美无缺者也需要它,以实现绝对的纯洁,为此,我宁愿它是苦涩的,正是由于高度的精神追求,才使犹太人与众不同;也正是由于高度的精神追求,才使犹太人战胜了无边的苦难。所以,针对叔本华和萨特这些思想家的观点,薇依毅然作出了驳斥:“说尘世毫无价值,说生命毫无意义,并以恶是荒谬的作为证明。可是,若说这些毫无价值,那么,恶又剥夺了什么呢?”

 正是因为高度的精神追求,学习成为犹太人完成上帝律法和提高自身素质的惟一手段,也成为信仰的一部分。有人做过一个“统计”:“书写”一词在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只出现过1次,在《奥德赛》中1次也没出现,而在《圣经》中则出现了429次。这种现象可以看做是犹太人“以文字和教育形式加强和延续‘文化疆界’的努力”。在犹太教中,勤奋好学不但仅次于敬神,而且也是敬神的一部分。世界上没有哪一种宗教像犹太教那样对学习和研究如此“强调”。正是这些宗教上的规定,使犹太人形成了一种几乎全民皆有文化的传统,学者被推上了最崇高的地位。在古代犹太社会,凡精通犹太法典的人,都不必纳税。因为大家认为他们都是犹太先驱,理当受到礼遇犹太人的求知欲,是从小接受家庭教育养成的。当小孩子稍懂事时,母亲会在《圣经》上滴一点蜂蜜,叫孩子去吻,让孩子在心灵上知道书本是甜蜜的。当孩子稍大一点,几乎都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假如有一天房子被烧,财产全部被抢光,你将带着什么东西去逃命?如果孩子回答是金钱或钻石,母亲会进一步启发地问:有一种没有形状、没有颜色、没有气味,但却最宝贵的东西,你知道是什么吗?要是孩子回答不出来,母亲会告诉孩子:因为智慧是任何人都抢不走的,你只要活着,智慧就永远跟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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